“根據我們現在的目標安排，我們不要等到那么久，等到我們(人均GDP)達到14000到15000美元時，就可以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這個時間在2030年前后。而且峰值水平也應該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7月6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以下簡稱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副主任鄒驥在中國政府網網絡訪談中對外表示。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是中國發改委直屬機構。6月30日，中國如約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預案(INDC)。該文件提出了中國在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碳強度下降比重、非化石能源比重、森林蓄積量四個量化目標，以及實現上述目標的措施方案等。
據鄒驥介紹，中國二氧化碳峰值水平將低于發達國家，設定的管控目標在8噸左右。而美國達峰時，其峰值水平約是人均20噸年排放，歐盟也在10噸以上。
針對外界質疑中國減排力度不夠，不符合到2100年全球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的要求。鄒驥表示，經過排查全球研究中國的200多個模型的結果，篩選出來比較符合中國情況的大概有四五十個情境，包括中國自己的研究，國際上實際已形成科學共識，即中國目前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為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與2020年前的減排目標相比，鄒驥指出中國2020年后的減排力度將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中國2005年到2020年之間的減排平均速率為每年減3.9%，而2020年到2030年間，中國的減排速率將達到4.4%。
不僅如此，鄒驥認為中國的減排目標也將繼續引導中國的經濟低碳化。鄒驥列舉了一組數字：2020年、2030年、2050年，中國人均GDP分別達到2005年的3.2倍、5.2倍、11倍，通過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同期能源二氧化碳只相當于2005年水平的1.8倍、2倍和0.84倍。
鄒驥認為，上述數據說明，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和增速遠遠低于人均GDP和GDP總量的增速和增量，中國能夠以越來越少的二氧化碳排放，獲取越來越多的經濟增長。
盡管目標宏觀，鄒驥直言，中國實現上述減排目標還存在六大挑戰：
第一，實現上述目標需要資源、資金、技術，需要替代的能源，比如需要天然氣替代煤，需要核能等。這些能源的可得性是一個制約和挑戰。
第二，目前中國經濟依然處于工業化過程中，中國城鎮化道路還沒有走完，未來10到30年需安排幾億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關鎮，這就需要修建大量的基礎公共設施，包括道路、電網等。在產能過剩的當下，城鎮化背后潛藏著巨大的高耗能、高排放的材料，加以時日，把這些需要攤到未來10年、15年里，它還是巨大的排放壓力。
第三，收入分布不均，中國的中產人口還將增加，消費需求在增加，需要考慮怎樣以低碳的方式供給這些日益增長的中產人口，包括控制交通和建筑的排放。
第四，技術本身的可靠性、不確定性是約束中國自主貢獻目標實現的另外一個挑戰。一個最有戲劇性的技術例子就是數控“核聚變”，30年前，李政道博士做報告說再過30年，數控“核聚變”就可得到普遍應用。現在我畢業快30年了，前一段時間我又聽到一個報告說再過50就可得到應用。科學技術的研發有時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有時一夜就突破了，有時也許幾十年。
第五，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整體科技水平仍然比較落后，技術研發能力還不強。現有自有知識產權、自有技術非常薄弱。
第六，社會主要利益相關者基本能力普遍不足，包括個體意識、國家體制、社會運作機制、法律基礎、統計核算、監控能力、執法能力等。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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