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燃煤發電提出的超低排放問題，中國提出超低排放的內容只是環保部名單上有限幾個污染物排放量，而美國在此方面更加關注碳排放這樣的綜合標準。到底哪個標準更好些?應該以實際的治理效果作為參考。對待現在的超低排放問題，我們要冷靜客觀地看待，切勿因為要達到有限幾個排放指標而加大別的污染物排放量。環境治理是一個綜合過程，不要只注重某一方面的過度治理，而忽視整個環境的治理效果。
煤電機組“超低排放”的由來
起初，煤電機組的所謂“近零排放”、“超低排放”概念，只不過是一個由電力環保人士發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名詞。根據環保部和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2011年7月聯合發布的火電大氣污染物排放國家標準，我國大氣污物特別排放限值：
以前所謂的“近零排放”和當前所謂“超低排放”的客觀表述應該是：在煙氣中的氧含量折算為6%的條件下，燃煤鍋爐排放煙氣中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項污染物的濃度小于或者等于5(或者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的排放。也就是說，燃煤機組采用了國家對天燃氣機組所要求的排放標準。
很顯然，僅僅因為“把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項污染物的濃度標準從20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100毫克/立方米，提高到5(或者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就要宣傳成是“近零排放”，肯定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從20毫克降到5毫克，從50毫克到35毫克，從100毫克到50毫克，無論要把這幾各個指標中的哪一個變化，要說成“近零”都是難以服人的。所以，當有人質疑“近零排放”是炒作的時候，那些熱衷于炒作煤電排放的人，也感覺理虧。因此，他們很快就把當初“近零排放”的宣傳口徑改成了“超低排放”。
此后，煤電界對于社會上質疑“超低排放”的聲音，便不再理會。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我們國家火電的排放標準”已經非常低了。應該承認，目前我國對火電廠排放煙氣中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項污染物排放新標準，確實比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排放標準要嚴格一些。因此，他們認為與國際上相比，只要我們的燃煤機組達到國家的排放標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稱之為低排放了�，F在，既然燃煤電廠主動采用了比天然氣發電排放標準還要更低一些的標準，把它描述成是一種“超低排放”，在邏輯上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從邏輯上看，既然承認煤電界“超低排放”宣傳的合理性，那么一些對此質疑的聲音是不是就不對了呢?其實不然，筆者發現王志軒先生等人質疑“超低排放”炒作的理由，恰恰是美國等發達國家所制定的這幾項排放標準，低于我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搞清楚這個問題的緣由，非常有助于我們準確地理解“超低排放”的中國特色。
從國際視野看我國的“超低排放”
2015年8月，筆者有幸參加了一個《中美清潔空氣論壇》。會上筆者發現，中美雙方參會的專家對煤電污染的關注點，完全不在同一個層面上。中國專家主要關注的就是造成霧霾的那幾項污染物的治理，而美方的專家幾乎都把焦點集中在造成溫室效應的二氧化碳的減排上。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還到會專門作了一場全球如何應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演講。
在論壇的大會交流中，針對中國當前的現狀，美國一位前環保官員曾介紹說，美國環保界也曾有過只關注燃煤機組的某些單項污染指標的排放經歷。不過，他們后來發現對燃煤機組的某些單項排放指標的監測、治理以及效果評價的難度很大，不僅難以做到準確可靠、科學合理，而且治污的效果也常常是事倍功半。所以，美國的環保界目前更注重對燃煤污染的綜合性指標(即：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排放控制。他們認為燃煤機組的溫室氣體(碳)排放，才是對生態環境的最大污染。然而，如果不考慮燃煤機組的溫室氣體排放，過分強調對某些單項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往往反而會增加燃煤機組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僅如此，對某一污染排放的過度治理，還可能會增加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我們發現，美國環保界嚴格控制燃煤機組的關鍵性綜合指標，而不再熱衷于對某些單項的排放指標提出特別高的要求。因為，滿足美國燃煤機組碳排放的要求，實際上要比滿足我國對燃煤機組的某些單項指標困難得多。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經常能聽到國內的一些媒體宣傳說，我國對燃煤機組的排放標準要高于美國、歐盟的標準。但事實上，并不是美國、歐盟燃煤電廠的環保標準比我們低，而是他們根據能源發展的規律對燃煤發電的限制態度，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逐步讓燃煤發電退出歷史舞臺。而不是想辦法通過對燃煤發電的某些污染進行過度治理，而幻想讓燃煤發電能長期存在。
美國的能源革命目標已經非常明確，要在2050年之前關閉所有的燃煤、核能和燃油發電機組，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發電。在能源革命的問題上，歐盟的做法其實更為激進。前不久英國能源大臣已經公開宣布，英國要爭取在2025年就關停境內所有的燃煤機組。我們要知道，人類能源革命的客觀規律，一定是初期的油氣取代煤炭(減碳)，后期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無碳、可持續)。任何違背客觀規律的嘗試、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和奏效。因此，我們一定要防止把中國特色的“超低排放”，當成抗拒能源革命的一種理由來宣傳。必須要說明，歐美等國家去煤化的能源革命，不僅不是要革煤炭的命，而恰恰是要保煤炭的命。因為，自然界的煤炭資源太有限了、太寶貴了。如果我們不改變當前大量揮霍燃煤的能源消費方式，百余年內人類的煤炭資源就可能會徹底枯竭。更何況我們還面臨著過量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一系列氣候變化生態難題，無法解決。
政府推進“超低排放”改造之利弊
最近，由于社會各界對當前嚴重霧霾污染的反響強烈，我國環保部門的壓力山大。目前，各種科學研究均已證明，對霧霾貢獻最大的就是燃煤過量。因此，對全國一半以上的煤炭消耗(燃煤發電)加強治理，無疑是一項最重要的環保舉措。因此，從環保部開始提倡，國家能源局逐步響應，最后到國務院也最終同意，要撥付專項資金鼓勵全國的燃煤電廠都進行“超低排放”的改造。應該說，這種政府部門高度重視民意，及時推進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改造，無疑是值得稱贊的。
然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任何利的獲得，都不可避免帶有弊的損失。對于在科技界爭議巨大的，且明顯具有中國特色的“超低排放”當然更不會例外。遺憾的是我們的有些科學問題，一旦有了政府部門的表態，似乎就成了不需要再爭論的絕對真理了。對此，甚至有業內人士擔心，政府的“超低排放”改造要求，會成為電力界類似當年大躍進中“畝產萬斤”的政治運動。今后我國電廠污染物的排放，除了有以往正常的統計數據之外，還可能會有排放的“藝術數據”和“政治數據”。應該說這種擔心并非多余。前不久根據某環保組織的一次實際調查就發現，所調查的多數“超低排放”電廠，其實際排放確實都達不到真正的“超低排放”。
中國的“排放”概念與全球迥異
目前我國的“排放”概念一般是指污染物的排放，而且實際當中通常僅僅是指目前環保部門所規定的個別污染物指標的排放。它既不是指所有污染物的排放，更不是全世界公認的碳排放。所以，目前中國的減排與國際社會的減排，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國的減排是指減排政府所規定的污染物，而國際社會的減排則非常明確，是指減排造成溫室氣體效應的碳排放。
當前，我國煤電的“超低排放”宣傳中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混淆了中國的排放與全球的排放之間的本質區別。這種影響，不僅存在于普通公眾，而且還誤導了很多社會高層和專業人士。筆者前不久參加了一次國家能源局組織的能源軟科學評審，驚奇地發現，無論是承擔能源軟科學研究項目的，還是被邀請來參加軟科學評審的專家，都有人接受了“我們的煤電排放已經比天然氣更低”的錯誤概念。
這也難怪，在社會媒體有關“超低排放”的宣傳中，“我們的煤電排放已經比天然氣更低”的說法，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媒體的這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是完全不符合事實，但確實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確切地說，我們所謂的超低排放，僅僅是在國家規定的粉塵、脫硫、脫硝這三項對空氣污染的環保指標上，做到了“我們的煤電排放已經比天然氣更低”。但如果全面衡量燃煤發電的綜合污染排放，過度治理某一單項指標，則未必就是件好事。美國環保官員說他們有過過度強調某單項環保指標的教訓，所以，他們目前的清潔電力法案，堅決以最關鍵的污染指標“碳排放”為控制標準。我國的環保部門雖然也曾有過由于只控制單項指標(脫硫)造成了全國大面積嚴重霧霾的慘痛教訓，但是，我們彌補失誤的措施，卻遠不如美國的環保部門科學。我們選擇了增加對霧霾作用巨大的其他單項指標的方式(例如脫硝)，而沒有像美國一樣，采用國際社會通行的方式，從根本上控制燃煤發電的碳排放。
煤電“超低排放”的代價
首先，超低排放的改造，無疑都要增加一定的能耗，所以，中國特色的超低排放，按照國際社會的碳排放標準來衡量，肯定都是要增加排放的。其次，中國特色的超低排放，只是針對空氣造成污染的某幾項指標而言的。而過度治理這些空氣污染的結果，很可能會增加其他方面的污染。例如，已經有研究指出某些“超低排放”的電廠附近，經常會有石膏雨出現。石膏雨是什么?不過就是吸附了大量污染物的顆粒載體，降落到了地面上、水體中。其實，這就是很多專家所擔心的，過度治理空氣污染，可能會增加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危險。
當年，我們社會只知道大量燃煤會造成酸雨，并沒有認識到燃煤過量對空氣污染的其他嚴重損害。甚至還曾一度對某外國使館提出霧霾問題嗤之以鼻。結果造成了2013年我國的煤炭消耗，一度超過了全球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按國際能源署的統計，我國的耗煤占到了全球的50.2%)，同時也造成了我國全國多地大面積的嚴重霧霾污染。
今天，雖然社會各界已經高度重視燃煤的霧霾污染問題，但是，我們很多人對過量燃煤所造成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危害性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事實上，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帶給社會的傷害可能更嚴重，而且對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也更困難。所以，我們不應該在環境污染的治理問題上再犯“指標環�！钡腻e誤。
結論：
如何避免“指標環�！笨赡軒Ыo我們社會的傷害?最有效的辦法當然就是像美國環保部門一樣，采用最科學、最關鍵的環保指標(碳排放)來嚴格控制燃煤電廠的污染物排放。即使一時還做不到，我們也要讓全社會知道我們目前的“超低排放”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緩解霧霾矛盾的補救措施，并非能從根本上解決煤電的排放問題。國際社會公認的去煤化的能源革命方向，不可能因為中國發明了“超低排放”就發生任何改變。我國的煤炭能源政策是清潔高效利用，然而，超低排放只是一種按照中國現行環保標準實現的所謂“煤炭清潔利用”，如果按照國際社會的通行標準來衡量，超低排放既不清潔，更不高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