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肖女士的家中人口較多,除老人外,還有兩個孩子,她對記者說:“像我這樣的多口之家,總的用電量肯定要比普通的三口之家多出不少。如果階梯電價的一檔電量對我們這樣的家庭和普通的三口之家都是一個標準,那么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肯定是不劃算了。我想如果按照家庭人數來制定一檔電量,可能會更加公平一些。”
華東電力大學經濟管理系的一位研究者向記者分析,階梯電價在理論上來講是可以進一步推進社會福利最大化和體現社會公平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未必如此。階梯電價的第一檔意在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用電需求,第二三檔意在引導高收入者增進節能意識。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窮人家庭由于人口多或住宅質量差,他們并不是低用電量者,但是他們必須要按照第二三檔的標準繳納電費；而又有部分高收入群體,由于他們住的是小型豪華公寓,而且經常外出就餐,大部分時間不在家中,他們的用電量并不高,順理成章地納入了第一檔電價的征收范圍。久而久之,當民眾意識到這樣的情況時,會感受到更大的不公平,產生對國家政策的不滿。
對于目前各地廣泛召開的階梯電價聽證會,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進一步預測,第一檔用電量的確定必定是聽證會討論的焦點。現在矛盾的焦點集中在主管部門和消費者掌握的數據不一致。主管部門用的是統計數據,而消費者更多從自身感受出發。如何真正確保80%的消費者不受影響,還需要通過聽證會來傾聽民意。
避免聽證“兩張皮”現象
在各地召開的聽證會中,不少代表對目前的階梯電價方案提出了不同意見。
一位參加安徽聽證會的代表就認為,“一月一抄”的計費方式不合理,因為季節因素,夏天和冬天的用電量肯定會增加,電費應該按年份或季度來計算。
在廣東省居民用電試行階梯電價聽證會上,不少代表稱,電網公司應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將上漲的成本通過挖潛增效來彌補,而不能只依賴于電價上漲。
在湖南省召開的聽證會上,一位代表也認為,現有兩套方案,均是以月為單位核算電量,這種方式不合理。一方面不便于電力企業員工核算各用戶電量,如果不趕在電量計算日當天完成電量核算,等過了核算時間點再來抄表核算,難免因電價差別引發爭議。另一方面,不方便用戶,尤其是老年用戶。每月要提心吊膽掐著電表用電。如果這個月節約了,剩余電量又不能累計到下月使用,不符合節約的原則。
對于各地聽證會上傳來的不同聲音,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也回應說,居民階梯電價原本在設計上就是有升有降的,并非只升不降；用電量設檔并非一成不變,隨著經濟發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用電量越來越多,一、二、三檔用電量可以適當調整。
據了解,我國頒布于上世紀末的價格法率先將聽證會這一形式引入政府決策的實踐中來。此后,在各項價格調整中,聽證會一直是公眾廣泛參與討論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制定階梯電價方案中廣泛召開聽證會是有積極意義的,生活用電的價格關系到每一位公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切身利益。聽證會給公民提供了一個表達利益訴求的途徑,可以增強政府部門階梯電價方案的可接受性和說服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民的意志。對于行政部門來說,聽取民意有利于其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透明決策,以更好的接受民眾的監督和依法行政�！敝袊ù髮W教授劉莘向記者分析了階梯電價制定過程中廣泛召開聽證會的積極意義。
但劉莘也認為,從目前已經召開過的階梯電價聽證會的情況來看,聽證會自身還存在一些問題。
“聽證會并不影響最終的決定,聽證是聽證,決定是決定,聽證只有程序意義,而沒有實質上的約束力。本來聽證會的設置初衷是增加行政決策的可接受性和正當性,但是最終結果又不由聽證結果決定,所以聽證就有了兩張皮,故很多人對聽證并不抱太大希望�！眲⑤氛f,還有一些聽證會中聽證代表性不足,無法反映各利益群體的利益。比如,在階梯電價聽證中,一些省份組織20名不同方面的人員參加聽證,其代表性就值得質疑。
聽證會在實際操作中,同樣存在不少問題。
劉莘認為,法律規定聽證會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具體的制度設計上還有不少缺陷,對聽證的次數、聽證的參加人等細節沒有涉及,缺乏可操作性。這樣在實際操作中會影響到聽證制度設置的初衷,執行效果較差。
生活用電與公民的收入有密切關系,不同收入階層的公民對電價會有不同的敏感度。高收入者對電價的敏感性不大,但對中低收入者會有很大的意義和影響。為此,劉莘建議,從收入層面對公民分不同層次再選擇代表是比較合理的。在代表的遴選機制問題上,針對階梯電價的問題,建議在對公民分層的基礎上采取抽取的方式進行,不能根據公民的具體意向來刻意選擇代表。行政部門要有誠意地去聽取公眾的意見、反映民意,而非走過場。最后,從大的層面上說,還應推進統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出臺,對聽證制度進行統一的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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