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舉例指出，“在國際上，我們認為減排二氧化碳的指標不公，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國內也同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地區，在歷史上排放就比落后地區多得多�，F在，即使是落后地區，也要求減少同樣標準的排放。”
“現在，地方對此意見大了去了。只不過大部分不敢說，有敢說的也就表示自己做不到。誰敢對北京、上海說三道四？即使是國家發改委這樣的部門，現在誰又敢對北京、上海下命令？地方最大的爭議就在這個地方。”何祚庥說。
“現在各個地方一定要保證節能指標的實現，完不成目標就要地方長官問責，地方長官就把民用電停了。”他認為，我國把節能的潛力估計得過大、過急了，“所以，部分地方為了完成指標就搞拉閘限電，把限電和節電混為一談，或在指標上作假。”
在何祚庥看來，我國對能源使用效率的測算也存在著一定的偏差。有數據指出，2010年我國GDP為世界總量的9.5%，能源消費總量占世界總能耗的19.5%，GDP能耗已經高出世界水平一倍，是日本的4.9倍。如果按國際通行的購買力平價測算，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總量約為18%。這意味著，我國能源效率提高了一倍。
與能源指標分配相關的還有技術問題。姜克雋表示，現在各省區市報上來的數和國家能源局的數差距不小，“如果總量目標分配到省的話，比如北京從華北電網大規模調電，調的電怎么算？北京自己發電只占用電量的1/3，其他2/3要從周邊如河北和內蒙古的電廠調過來。這部分電煤是算在河北、內蒙古的頭上，還是北京的頭上？”在其看來，要制定合理的算法，“不能說內蒙古發的電給了北京，還是全部算到內蒙古煤炭消耗的指標上。”
李俊峰表示，能源規劃的制定之所以不斷征求地方的意見，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經濟發展還是要靠地方，而不是中央。一項政策的出臺，要盡量讓地方支持。這樣才能落實�！�
行業發展的空間爭取
在能源指標的分配上，各地尋求更大份額的同時，行業之間的競爭也逐漸擺上臺面。
日本福島核泄漏危機后，國務院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這被認為是可再生能源加大發展的機遇。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認為，如果國家核能發展受到影響，則可以加快水電、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設。他建議，風電規劃的2015年目標，可以從7000萬千瓦裝機目標，提高到1億千瓦；光伏發電的裝機，可以從原先規劃預定的500萬千瓦，調高到1000萬千瓦。
水電也進一步跟進。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表示，如果太陽能和風電加快投資，則抽水蓄能電站也要跟上，“在目前的情況下，水電適當加快是可以做到的�！�
就在其業界分別猜測核電發展是否會因此放慢速度，并紛紛提高目標期望時，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徐玉明在多個場合表示，核電裝機容量在2015年達到或超過4000萬千瓦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姜克雋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證實了這一說法，“2015年4000萬千瓦裝機容量肯定能達到，因為核電的建設周期最快五年，現在已經全部開工。福島事故對2015年的核電裝機容量沒有影響，影響的是2015年之后到2020年的裝機容量�！痹谄淇磥恚词故堑�2020年裝機容量達到7000萬～8000萬千瓦的目標也沒有多大問題。
對于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核電在2015年的規劃，業界的估計不同，而見諸媒體的數據也有差異。本刊記者了解到的情況是，到2015年，風電裝機容量為9000萬千瓦，太陽能可能為1000萬千瓦，生物質能為1300萬千瓦；到2020年，全國風電規劃裝機1.5億千瓦，太陽能3000萬千瓦，生物質能發電裝機也將達到3000萬千瓦。
面對國家在發展核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時是否有所偏向的問題時，李俊峰表示，各種能源國家都支持發展，但是發展的方向、發展的速度有差別。比如核電要重點解決安全問題，這就涉及技術進步和提高標準等。太陽能需要繼續降低成本，生物質能需要解決現在面臨的“與人爭糧、與糧爭地”的問題，而風電并網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主要是利益的格局問題，利益相關方之間需要協調，要通過完善政策來解決。
“風電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沒有太大爭議，也很少有安全問題。這些給清潔能源發展設定的數字只是一個保底的指標，是地板，不是天花板。”李俊峰說。
但姜克雋注意到了背后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用電端存在的競爭。比如，風電未能上網是否有為煤電讓路的考慮。另外，總量控制之后，具有煤電、風電等多種發電條件的地方，其為了實現總量控制目標，肯定不會控制其風力發電，而是煤電。“這是個積極信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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