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超采殺手”——超前性水耗
由于地表水質惡化、水源缺少，很多地方開始挖空心思，挖掘和享用子孫后代的水，形成一個個“漏斗區”。專家提醒，地下水超采嚴重，已越過了警戒線。
山西省大同、忻州、太原、臨汾、運城等5大盆地地下水均嚴重超采，淺層地下水已基本疏干，深層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2至30米不等，有的水井深度已超過1000米。全省有19個巖溶大泉，3個完全斷流，2個基本斷流，12個流量嚴重衰減。
運城市鹽湖區陶村鎮陶村20多年前打了一眼深100多米的機井。村民張軍革說：“剛開始的時候，水還很大，現在水很小。過去澆一畝地需要兩個小時，現在要耗三四個小時。”
屬于江南水鄉的浙江省海鹽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工業經濟快速發展，地面湖水普遍被污染，地下水深井開挖達到頂峰，全縣地下水深井擁有量一度增至130余口(包括企業自備井)。由于過度開采，地面沉降嚴重，沉降最嚴重處達到1.78米。在省、市、縣三級政府的重視和督辦下，至2010年12月底，海鹽縣132口地下水深井全部封存。
地下水長期超采，導致一些地區湖泊萎縮，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利部綜合事業局副局長鄭通漢向記者透露，目前全國地下水超采區400個，超采量達228億立方米，超采區面積近19萬平方米。全國地面沉降面積已達6.4萬平方公里，50多個城市地面沉降嚴重。僅長江三角洲以南地區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間接損失近3500億元。記者 王勉 晏國政 沈翀
“軟硬”兼施守住水安全紅線
——水危機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中篇)
直面水危機，如何扼住其“咽喉”?專家建議，亟待文化“軟規則”與制度“硬規則”綜合發力，軟硬兼施，守住水安全三條紅線。
切中環境道德失范的文化“軟肋”，讓生態文明鑄為全民意識
“如果一個人拿把斧子無辜砍死人，那么，他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也會受到輿論譴責。但是，如果有人拿把斧子無辜砍倒一棵樹，或者污染、浪費了一池水，情況則完全不同。多數人會視若無睹，并不認為這是一種人類對大自然的犯罪�！彼烤C合事業局副局長鄭通漢這樣類比環境道德失范行為。
在他看來，造成環境道德失范行為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在指導思想上扭曲了人與自然界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平等關系，認為人是主宰萬物的統治者，人與自然界是敵對、斗爭的關系;二是在實踐層面，在人與自然界相處過程中，長期、大量存在人類對自然界非人生命體的貪欲與惡行，卻沒有受到道德輿論譴責。早在2300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曾說：“人類的貪婪是不能滿足的�！碑斠环N要求被滿足的時候，一個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
一些地方官員的片面政績觀，更使水危機加劇。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以市場為主導的利益機制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不顧水資源約束和水環境容量的極限，不顧企業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資少、見效快、獲利多的項目就爭相上馬，短期內擴大地方GDP。
鄭通漢說，這種以環境倫理道德失范、經濟主體價值觀迷失、全民節水意識淡薄等為主要特征的“軟規則”缺失，是造成當前中國水危機愈演愈烈的深層次原因。他呼吁，必須重塑人與水的關系，補上生態道德文化課，推進環境文化復興，走自律式發展道路。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從2007年開始，貴州省貴陽市狠抓生態道德文化建設，在全民中倡導生態倫理、生態良心、生態義務，努力使生態意識成為全民意識，把生態文化上升為主流文化。全市生態文明志愿者達36萬多人，10萬公職人員承諾每年志愿服務不少于48小時。
不以GDP論英雄，貴陽市重新制定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雙贏的政績考評標準，激發了各級官員堅持生態文明理念、踐行綠色發展的積極性。
權威人士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單位的生態環境狀況，像一面鏡子，反映出其公民生態道德文化水準的高下。
診治涉水公共政策、機制的制度“硬傷”，健全水務管理和水權水價體制
用制度學的觀點來看，制度與文化，是對水危機的形成和治理最具根本影響的兩大“規則”。因此，除了運用“軟規則”(意識、道德、價值觀)擊中造成水危機的文化“軟肋”以外，還需要健全“硬規則”(體制、機制、政策)，療治造成水危機的制度“硬傷”。
水利部部長陳雷指出，解決我國日益復雜的水資源問題，最關鍵、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改革。政策和制度同屬于“大制度”范疇，而改革就是制度變遷，就是治道變革。
治理水危機的制度之變，首先要理順水務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水務行政管理基本上承襲了計劃經濟下的行政管理體制，江河湖庫等水源地、農村水利、防汛抗旱、用水規劃、城市供水、排水和城市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城市節水等等，都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門承擔，流域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保護協調機制更未形成。
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大學憲法行政法學教授周葉中認為，這種“城鄉分割、部門分割、多龍治水”的水務管理體制破壞了水資源利用的自然循環，在水資源危機治理的過程中出現信息不暢、協調不力、爭權逐利、推責扯皮等一系列問題�；诖耍仨毻晟屏饔蚬芾砼c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推進城鄉水務一體化，從體制機制改革上促使涉水相關管理部門形成合力，實行統一規劃、統一監管、統一配置、統一調度等。
治理水危機的制度之變，還要建立水權制度體系，改革水價形成機制。鄭通漢坦言，作為市場經濟環境中配置水資源的核心制度，水權制度在我國許多流域并沒有建成科學的體系，流域水權不明確，權屬不清。不僅如此，水權交易制度的環境沒有形成，水權無法順暢流動。前些年，當浙江省的東陽與義烏轉讓水權交易成功以后，有很多人對交易的合法性提出強烈質疑。
與水權密切關聯的水價，長期以來處于價格扭曲狀態，不能合理調整水資源的供求關系，不能正確反映水資源的稀缺性和經濟價值。
山西省運城市水資辦主任李強說，“好政策不如一分錢”，應當全面建立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利用價格杠桿等市場化手段，推廣實施以差別水價和階梯式水價為重點的水價政策。工業和服務業用水要逐步實行超額累進加價制度，拉開高耗水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水價差價。探索實行農民定額內用水享受優惠水價、超定額用水累進加價的辦法。他還建議，全面開征水資源費，對超采區的用水戶，要大幅度提高地下水資源費征收標準。
實施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守住三條水安全紅線
水安全問題已引起高層高度重視。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作為今年的“一號文件”發布。這是新中國成立62年來，中共中央首次全面系統地部署水利改革發展工作。它開篇就明確指出：“加快水利改革發展，不僅事關農業農村發展，而且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不僅關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糧食安全，而且關系到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
這份重要文件吹響全民水文明建設的“集結號”。文件號召，提高全民水患意識、節水意識、水資源保護意識，把水情教育納入國民素質教育體系和中小學教育課程體系，作為各級領導干部和公務員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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