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中國制造”加速走向全球。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工業發展主要依靠資源要素投入，強調產量規模擴張，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少循環、不可持續的特征明顯。在這種傳統增長模式主導下，工業發展對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破壞，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制造強國建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一方面，隨著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超大規模內需潛力不斷釋放，我國工業仍有著廣闊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工業領域的資源和環境約束空前緊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綠色發展理念，這是指導我國“十三五”時期發展甚至是更為長遠發展的科學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面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如何加快轉變我國工業發展方式，實現工業綠色轉型，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

　　我國工業綠色發展面臨機遇與挑戰

　　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脆弱，發展方式比較粗放，資源環境對發展的約束越來越明顯，工業綠色發展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集中表現在環境容量接近極限、發展理念認識落后、增長方式轉變滯后、技術創新支撐不足、結構性矛盾突出和體制機制不完善等方面。

　　與此同時，我國工業綠色發展也面臨著一系列難得的戰略機遇。一是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接近拐點。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重化工產業增速明顯放緩。2015年上半年，全國粗鋼產量同比下降1.3%，是近20年來首次下降。重化工產業進入平臺期意味著資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接近峰值，這將為工業綠色轉型贏得寶貴空間。

　　二是產業深度變革蘊含趕超機遇。新一輪工業革命將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同時增長、與環境破壞同步的傳統發展模式，開始出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和污染累積的脫鉤，進而使碳排放與污染物排放下降。當前，全球正處于以綠色發展為主題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孕育期，同時也是我國趕超發展的歷史機遇。

　　三是制度變革日益深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笆�三五”期間，隨著多項改革措施的落地，我國的要素市場體系、資源價格形成機制、行政管理體制、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和財稅金融體制將不斷完善，有助于破解綠色發展中的體制機制壁壘，加快工業綠色轉型步伐。

　　國外工業綠色發展的經驗和啟示

　　總結發達經濟體推進工業綠色發展的經驗，主要有以下3方面：

　　第一，政府激勵引導。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了“重振制造業”計劃，重點放在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上，加大對新興技術和產業的投資，支持綠色經濟發展。歐盟對綠色產業和低碳化發展采用技術推進和市場拉動并舉的政策手法，一方面，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另一方面，完善排放權交易體系，利用市場機制創造更多綠色需求。美國重點加快新能源產業發展，聯邦和州政府采取各種稅收激勵措施，鼓勵企業和個人使用可再生能源，積極發展智能電網；向綠色經濟投入高達1000億美元，積極布局新興技術領域，實施《美國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首批建設的國家先進制造創新研發中心有多個項目與綠色制造密切相關，如3D打印、智能電網、輕量制造等。日本政府從2008年開始實施“環境與能源革新技術開發計劃”，投資300億美元推進五大綠色技術研發。根據不同領域的特點，制定“技術戰略圖”，調動各方積極性，產學研結合全方位開展技術創新攻關。以期通過技術突破，恢復產業發展活力，在綠色發展的基礎上重振日本制造業�？傮w來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大多圍繞兩個重點：一是強調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推動生產方式向集約節約轉變；二是突出能源轉型。

　　第二，產業界積極響應。發達國家的汽車、鋼鐵、家電、化工等傳統產業面對低碳、綠色發展的大環境，在加快中低端產能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同時，根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提出的綠色發展新要求，在技術升級、產業融合方面做出更為積極的響應。這些傳統產業加快合縱連橫，組建各類戰略聯盟，共同攻克新技術難關，推進行業綠色轉型。應該看到，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制造業服務化成為發達國家當前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目前，發達國家工業部門正在由單純的產品制造轉變為圍繞著產品生產提供全價值鏈的服務。制造業服務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要素配置的結構和方式，降低了工業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和消耗，成為傳統產業綠色轉型的重要助推力。

　　第三，企業自主行動。面對日益加劇的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發達國家企業經歷了由被動適應到主動轉型的過程。20世紀中后期，德國制造企業曾經反對政府實行環境稅等環保和減排措施。但隨著形勢變化，德國企業逐步認識到減排是大勢所趨，開始采取自主管制的方式，即在產業聯盟主導下，由產業界的5個全國性組織和14個行業協會自主確定減排目標，實施減排計劃。相對美國政府在較長時間內對節能減排的消極態度，美國大企業走在了政府的前頭。2002年，柯達、通用電氣、通用汽車等大企業與美國環保局結成伙伴關系，開始施行“氣候領導者計劃”(The Climate Leaders Program)，旨在通過自主減排使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我國工業綠色發展的政策建議

　　全球新工業革命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在形成歷史性交匯，面對一系列重大挑戰和機遇，我國工業應充分吸收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和做法，通過“一個驅動”和“五個轉變”，加快實現向綠色發展的轉型。

　　“一個驅動”即創新驅動。實現工業綠色發展，必須探索全方位的創新道路，從理念、技術和制度3個層面開展創新。理念創新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前提。世界經濟正在加速邁向低碳化和綠色化，綠色經濟時代即將來臨，人類將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大跨越。這勢必改變工業發展的傳統模式，工業生產不再單純追求規模擴張，而是更加注重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這需要提出并踐行新的發展理念。技術創新是工業綠色發展的關鍵。綠色技術涉及諸多學科和領域，前沿性強，需要持續地大規模研發投入，不確定性和風險較大。這就要求政府加強規劃、戰略和政策引導，為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的研發應用提供強有力的制度和資金供給。與此同時，工業技術的綠色創新既要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術和新興綠色產業，也要高度重視對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升級。制度創新是工業綠色發展的保障。從國際國內經驗來看，加快工業綠色轉型、培育壯大新興綠色產業，必須堅持市場主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則在戰略規劃、財稅金融產業政策、環境規制等方面加大制度供給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促進綠色發展的政策體系和管理體制。

　　“五個轉變”即要素投入、主導能源、制造方式、發展模式和治理體系的轉變。在要素投入轉變方面，從主要依靠資源能源、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傳統生產要素的消耗，向主要依靠知識、信息等新型生產要素的投入轉變。在主導能源轉變方面，從煤炭、石油等傳統化石能源向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轉變。在制造方式轉變方面，從傳統的材料消耗高、生產效率低的減材制造、非智能制造，向新型的材料集約利用、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的增材制造、智能制造轉變。在發展模式轉變方面，從傳統的要素投入型、規模擴充型的發展模式，向新型的集約節約型、質量效益型的發展模式轉型。在治理體系轉變方面，從傳統的政府管理，向政府、產業、企業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工業綠色治理體系轉變。

　　為此，筆者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首先，制定國家工業綠色發展戰略，科學制定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總量、強度指標，形成中長期目標約束和政策誘導。制定國家工業綠色發展戰略，并根據各行業特點制定行動路線圖。根據各地區不同發展水平和發展特點，因地適宜，分類施策，建立以單位GDP能耗和單位GDP污染物排放為核心的約束性指標體系，完善相關獎懲問責機制，倒逼地方政府走綠色低碳發展的路子。進一步完善節能環保技術標準和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健全節能減排的市場化機制和雙向激勵機制，促進工業領域的節能減排。大力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加快能源轉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生活垃圾和廢舊物質回收，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

　　其次，加快工業結構調整，加大綠色投資力度，大力發展新興綠色產業。在保持國家工業體系完整性的前提下，積極化解產能過剩，淘汰鋼鐵、有色、建材、化工等行業的高耗能高污染產能，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推動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退出。加快傳統產業綠色改造升級，加大投資支持力度，打通傳統產業與綠色技術之間的通道，將綠色技術、綠色工藝滲透應用到傳統產業各環節。大力發展新興綠色技術和產業，將發展新興產業作為加快工業綠色轉型的突破口，加大對新興綠色產業基礎技術、前沿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發支持力度，加強對新興綠色產業的財政金融支持。

　　第三，對接三大戰略，推動產業梯度轉移和國際產能合作，優化工業布局。落實“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通過“走出去”和國際產能合作轉移部分產能，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同時，降低我國東部地區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的分布密度和排放強度。落實“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完善促進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各項沿海、區域開發戰略的配套政策，優化國內工業布局，協調地區之間的綠色轉型進程，縮小轉型成果分配的差距，緩解工業綠色轉型中的地區不平衡矛盾。

　　第四，提升綠色供給，培育綠色需求，從供給和需求兩端同步牽引工業綠色轉型。積極推進互聯網等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協同融合，大力發展智能制造，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在要素創新和配置方式上的作用，提升工業整體勞動生產率和質量效益。實施綠色制造工程，面向重點領域、重點區域開展清潔生產改造，實施能源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強化工業資源綜合循環利用，推進產業綠色協同鏈接，培育再制造產業。引導社會公眾形成綠色消費和生態消費的理念和文化，實施綠色政府采購計劃，利用市場機制創造更多的綠色需求。

　　第五，重點推進政績評價考核、資源品價格、環境生態補償三方面的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改革政府和官員的政績考評制度，加強環境污染損失核算，建立并完善基于SEEA(環境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將其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引導各地區根據資源稟賦和資源條件適度發展。打破資源型行業壟斷，推進資源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建立以市場為導向，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完善區域生態補償機制，拓寬生態補償資金渠道，鼓勵探索資源交易等市場化的生態補償模式，鼓勵異地開發等新型區域生態補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