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步入新常態，環保進入攻堅戰，綠色經濟則春暖花開。在這三者的互動中，帶出一個重要命題，那就是，在經濟新常態中，綠色經濟究竟將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

    這個命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關涉到在經濟新常態中，與環保相輔相成的綠色經濟究竟能走多遠，而且還衍生出另外一個更加本質性的問題，新常態在經濟發展中又處于怎樣的歷史地位?事實上，細究起來，這兩個問題是互為關聯的，如果我們搞清楚了新常態在經濟發展中的歷史地位，那就會明了綠色經濟發展對于新常態的作用。

    第一，經濟新常態的內涵。

    有關經濟新常態，其含義應該說比較清晰，即在經濟發展的三期疊加背景下，通過在一定程度減緩經濟增長的速度來換取經濟增長的深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經濟增長存在循環往復的周期性特征，因而，即便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如果應對不當，也有發生經濟危機和蕭條的可能。另外，在西方經濟學的長波理論看來，基于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每個經濟體在增長速度以及方式上都必然有著進行調整的壓力，長至50～60年，短則20～30年。

    中國經濟已經在過去的30多年里經歷了長足的發展，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地做出一些調整都已經是勢所必然。就此而言，所謂的經濟新常態，其核心就是希望解決現有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以實現更有質量的經濟增長。實現有質量的經濟增長的最大好處在于，最低目標是在國際的經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較高的目標則可以為中國經濟的再次高速增長做好準備。實際上，橫向比較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國經濟仍然有向更高增長水平收斂的可能性。如果說，前面30年，中國通過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現了經濟增長上的首輪收斂，那么，接下來的30年或者更長時期，就是我們通過新常態的嘗試和努力來向更高收斂目標挺進的另一個重要時期。

    由此，我們有必要借助于經濟轉型、結構優化等新常態的方式和途徑為這潛在的經濟第二次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就此而言，經濟新常態的本質不應該是當下經濟增長的終點，反而應該是面向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轉折點和起點。

    第二，經濟新常態與經濟增長的再次收斂。

    當然，經濟增長要實現再次收斂并不容易，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首要的是要從根上解決經濟發展過程的關鍵瓶頸，這瓶頸就是：在作為生產力源泉的各種生產力要素的配置上，不能再有大的扭曲了。前面30年，我們已經通過糾正計劃下的資源配置扭曲，解放了生產力，獲得了高速的增長。接下來30年，要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就必須進一步糾正新的資源扭曲配置。目前，什么資源配置最為扭曲呢?除了資本之外，那就是資源和環境。表面上看，其結果似乎體現為抬高資源和環境的定價水平，讓其上升到合理位置�？赡芎芏嗳瞬焕斫膺@么做對經濟增長有什么好處，實質上，糾正資源和環境要素的扭曲配置，對經濟增長的意義非常重大。

    一方面，資源和環境獲得合理定價之后，擁有資源和環境要素的人就會更加珍惜利用以及保護好這些要素;另一方面，資源和環境獲得合理定價之后，不擁有資源和環境要素的人想要獲得這些要素就會變得困難。也就是說，低附加值的產品及其生產已經不足以激勵對這些要素的使用了。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資源環境得到保護，更重要的是，必然倒逼著企業朝向高附加值的生產轉型。這樣的激勵會使得社會資源重新開始進行流動和配置，更多的資本和人才就會流向技術創新領域。一開始這樣的流動可能還無法發揮出效應，但積小成多，小河小溪最終匯聚成創新的大海，而創新無疑是現代經濟最為頂尖的驅動力，新的經濟增長必然將隨之而出現井噴。

    第三，實現新常態，綠色經濟是必經之路。

    在新常態下，我們所要注重解決的是阻礙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尤其是要糾正資源和環境的扭曲配置，而要做到這一點，就繞不開綠色經濟發展。

    如何定義綠色經濟呢?一般而言，綠色經濟有兩種形式：一是經濟的綠色化，體現為資源環境消耗強度的下降;二是綠色產業，主要涵蓋節能環保產業等。如果說，在經濟長周期的大波大浪中，新常態只是一個階段性的過渡，那么，相對于新常態，綠色經濟其實也是過客。不過，盡管是過客，綠色經濟發展卻是實現經濟新常態的必經之路。

    一則，相對于先前的經濟，只要資源和環境的利用效率有所改善，我們就可以稱之為“綠色化”的經濟。就此而言，較之于未來更加高效的經濟增長，短期內實現的所謂的綠色經濟都只不過是匆匆而過的過客而已，因為未來更加綠色的經濟在等待著我們;二則，如果將綠色經濟理解為“綠色產業”，那么，在資源環境得到大力保護的未來，一旦失去了環境保護的倒逼效應，這個產業更是會如流星一般一閃而過，不可能會繼續發揮其經濟增長點的作用。

    那么，綠色經濟見容于經濟新常態的必然性在哪兒呢?這個最大的必然性正在于綠色經濟既是資源環境要素配置優化的動態結果，也是助力于實現資源環境要素優化配置的手段。前者指的是，綠色經濟的兩層含義都離不開資源環境要素優化配置的過程，只有這個過程才足以凸顯出綠色經濟的必要性;后者指的則是綠色經濟自身的發展所產生的動能，可以部分地彌補環境保護過程影響經濟增長的先天不足。一方面，綠色化的經濟可以給社會經濟帶來新的福利;另一方面，綠色產業又暫時填補了傳統產業向新興經濟轉型過程中落下的產業空白。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有必要探索綠色經濟在經濟新常態中的合理位置，要盡量避免兩個認識誤區。

    一是將綠色經濟等同于“新經濟”。無論是從產業的屬性，還是從綠色化的屬性來看，綠色經濟都不足以充當經濟領頭羊的角色。原因很簡單，與先前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或者甚至與當下的信息經濟相比，綠色經濟的產業鏈內涵不夠豐富，外延也不夠長足，無法帶動足夠的經濟體量，包括就業，因而并不是新經濟載體的最佳候選。

    二是唯綠色經濟至上論。當下國際國內都有言必稱環保、言必稱綠色的風氣，其本質是以綠色為由頭的翻版增長至上論，罔顧非綠色的結果是，全社會將可能過猶不及地進入到新的要素錯配中。要知道，過度夸大資源環境要素的作用，其后果可能要比低估資源環境要素作用的危害還要來得更大。

    總體上，在綠色經濟、經濟新常態與經濟增長(向高水平收斂)的互動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綠色經濟之于經濟新常態的重要作用在于，綠色經濟唯有在與經濟新常態的互動中助力于經濟轉型的實現，才能最終讓我們的經濟積聚起足夠的力量，沖擊更高水平的增長，實現中國經濟的再次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