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作為基礎能源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所處的國際環境決定的，我國能源資源稟賦整體呈“富煤、缺油、少氣”特征。長期以來，煤炭是重要的基礎能源和工業原料，為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經濟新常態和能源結構轉型背景下，煤炭產量增速放緩，2014年煤炭消費總量也首次下降，但當前煤炭仍然占據約64.2%的能源消費總量。根據中國工程院2014年公布的重大咨詢項目《中國煤炭清潔高效可持續開發利用戰略研究》，到2020年煤炭消費比重降至62%的任務依舊艱巨，即使到2050年大約還將達到50%。煤炭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仍然是我國最基礎、最可靠、最安全、最廉價的能源。

　　煤炭作為我國主體能源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在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了較為嚴重的生態、環境等問題。從1995年到2014年，我國煤炭消費由13.7億噸增長到41.3億噸，平均每年增長1.5億噸，煤炭消費總量的快速增加造成了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增長，煤炭開采帶來的水資源破壞、地表植被破壞、土地退化和塌陷等問題突出。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對新華網記者表示，在煤炭利用方面，我國先進技術與落后技術并存，落后技術比例仍然較大。雖然近年來新建燃煤發電廠以超臨界、超超臨界機組為主，但是我國現存有大量的亞臨界機組，目前超臨界、超超臨界機組占燃煤發電裝機容量的不到40%;先進的高效煤粉工業鍋爐、水煤漿工業鍋爐、低質原料型煤鍋爐市場占有率不到20%。北方農村仍大量使用散燒煤。燃煤排放的污染物，燃煤、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水資源消耗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因此，盡管部分用煤行業節能減排已取得重要進展，煤電污染物超低排放技術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由于煤炭利用總量大，占世界約一半，先進技術應用的比例相對較低，替代落后技術需要大量的投資和建設周期，因而根本性地扭轉我國煤炭開發利用相關的污染物排放等問題，需要在體制機制、技術、管理等多層面采取切實積極的應對措施。

　　目前，黨中央提出了“推進能源消費、供給、技術、體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強能源國際合作”的能源工作總要求，明確了“節約、清潔、安全、低碳”的能源戰略方針。由于能源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一方面我們要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著力實現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優質化利用。因此，要破解煤炭“必須用”和“環境污染”的兩難問題，關鍵是走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友好的創新驅動型發展道路，而整體推進煤炭全行業、全產業鏈的清潔高效開發利用是唯一途徑。

　　對此，姜耀東建議，首先， 在國家層面，要把推動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與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將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作為我國能源發展的基本國策，將先進潔凈煤高效開發、轉化與綜合利用技術和對待新能源一樣加以培養、扶持，并將其列入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加以支持。從國家層面進一步加強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的統一領導，通過戰略決策、技術創新、產業導向、法律法規和政策引導，實現把煤炭由過去相對粗放的開發方式向集約化開發方式轉變，由高排放利用向低排放、超低排放轉變，由煤炭僅僅是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轉變，由單一能源系統向互聯智能能源系統轉變，從而夯實我國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的基礎。

　　其次，增加對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的科技創新支持，依靠科技進步，逐步解決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中的重大問題。按照“科學開發、全面提質、先進發電、轉化升級、輸配優化、節能減排、科技創新”的總體要求，鼓勵政府、科技界和產業界加大研發投入，逐步實現煤炭開發利用全產業鏈的清潔化、高效化，增強我國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和制造業整體競爭力，支撐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再次，出臺促進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的財稅政策，進一步完善相關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在當前煤炭行業經濟下行趨勢明顯、90%的煤炭企業虧損的困境下，更應加大對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高新技術在財政貼息、企業所得稅、增值稅、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優惠力度，積極引導市場主體加大對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產業的投入，積極推進相關工程技術的產業化進程。

　　最后，完善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的監管體系。研究建立權威、協調、統一、高效的有效監管體制，推進全國性或區域性的煤炭物聯網和信息網建設，強化國家、省級等不同層面煤炭生產、流通、消費、能效、污染物排放等運行指標的實時監測和信息公開，為政府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數據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