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政策引領新常態
“有人一說到新常態就說到經濟下滑，我認為這種提法并不科學�！敝袊こ淘涸菏慷畔殓嬖V中國工業報記者，第一，我們的GDP經濟總量每年保持增長。第二，以百分比表示的增速在趨緩，但是每年增加的GDP的絕對量在增加。第三，我們習慣了兩位數增長，似乎兩位數是常態，但是兩位數的增長有人為拉高的因素，超出了潛在增長率，結果就是過剩產能。
“所以現在經濟不是下滑，是回歸潛在增長率�！倍畔殓硎荆^分地講下滑，還是想拉高，又會產生有后遺癥的粗放增長。新常態是一種周期性回歸，是由追求數量向追求質量轉變，是由傳統發展路徑向創新發展路徑轉變，是由傳統產業向創新產業轉變。
在新常態下，應該如何從政策著手規劃低碳發展藍圖呢？環保部原總工程師楊朝飛認為，首先要明確新常態的特征，它是法治的新常態，是符合市場規律的新常態，是符合老百姓人人參與、人人知情的新常態。
首先，要強化法制管理。要改變過去超常規的發展模式，嚴格依法辦事，遵紀守法。政府首先要守法，審批部門要依法審批項目，企業要依法經營，老百姓要依法監督。
第二，要順應市場規律。必須把外部壓力變為內生動力。比如，通過價格手段提升排污成本，通過環境稅等方式讓環境成本、能源成本內部化，企業有了壓力，才能更自覺地去做好環保和節能。
第三，要實現百姓知情。要讓老百姓對能源使用和消耗有知情權，實現信息公開，政府信息要公開，企業信息也要公開。老百姓有監督權。另外，社會組織也可以不斷地發展，要培育一些環境保護的社會組織參與環境保護，這樣更有利于把專家組織起來，把群眾組織起來解決環境問題。
“從進入經濟新常態內在要求來說，就是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打造經濟升級版，這個升級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定在結構優化的同時要低碳化。”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發展是順應新常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
賈康認為，能源、環境、氣候領域迫切需要得到有效的政策引領，包括產業、技術、經濟政策，以及一些必要的區域政策等。同時，還要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包括實現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等。他強調，唯有政策形成體系，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
科學規劃低碳轉型期
應該把“十三五”定為低碳轉型的關鍵期，這是杜祥琬接受采訪時強調最多的一句話。
當前，我國發展的高碳特征明顯。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約為6噸/年，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部分發達地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達到10噸/年，達到了歐洲、日本實現碳排放峰值時的人均排放水平。
杜祥琬指出，造成高碳特征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產業結構中，高耗能產業比重較大；能源結構中，煤炭比重較大；煤炭消費方式中，煤直燃比重較大。通過耗煤空間密度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東部地區的耗煤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二氧化碳排放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
要加快低碳發展，就必須抓住“十三五”這一能源轉型的關鍵時期�！笆濉笔寝D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期，其中一個標志性目標就是需要實現煤炭消費總量達到峰值。2014年我國煤炭生產與消費實現雙降，但這個雙降是否穩定，煤炭是否已經達峰，還需要看“十三五”期間的情況，特別是中西部如何發展。
杜祥琬告訴中國工業報記者，由于能源結構問題，我國煤炭占比還是很高。但作為不可再生能源及相關的環境問題，降低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是首要前提。其次，在煤炭利用方式上，我國的發電和直燃煤比例幾乎相當，而直燃煤的效率和環境問題都要低于發電。因此，未來還應著眼于降低直燃煤比例，通過天然氣和電替代直燃煤。此外，在發展低排放燃煤電廠、二氧化碳的捕獲、利用與存儲等方面都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推廣與創新。
與此同時，實現煤炭峰值目標，還要著眼于調整能源結構。杜祥琬說，目前我國的能源彈性系數（能源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已經小于0.5。而未來經濟增長對應的能源增長需求，應更多依靠非煤能源的增長來滿足，其中主要包括天然氣、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在2030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建議，在“十三五”規劃中把碳排放總量控制作為約束性指標。
鑒于碳峰值或碳資產管理是新的嘗試，所以有必要通過理論分析和試點實踐的結合，科學地制定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手段促進規劃實施，引導各領域節能減排行動，倒逼綠色低碳經濟轉型，協同解決危害嚴重的霧霾污染，盡早實現碳排放達峰。
楊朝飛同樣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提出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氨氮這四項指標，僅僅涵蓋了水和氣的方面。但是，臭氧、重金屬，以及一些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所以，環境保護工作不僅僅是要完成幾項削減指標、污染指標的任務，而是要使環境變得更加安全、更加清潔，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而且，還要在完善機制、體制上下功夫。楊朝飛表示，當前我國環保方面的制度很多，例如，環評制度、“三同時”制度、排污許可證制度，以及排污權交易等，而真正有用的制度并不太多。而且在這些制度之間又相互掣肘、相互矛盾、相互扯皮，最后導致監管制度效率相對低下。因此，他建議，在“十三五”時期，能夠進一步梳理環境監管制度體系，站在改革的角度，減少行政審批，減少行政許可，留下幾個最關鍵的措施，并讓它真正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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