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當前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情況，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闡述可謂相當“坦率”——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

　　這種“坦率”，源于對當前發展與保護關系的清醒認識。我國創造了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偉大成就，但由于種種原因，“環境紅利”逐漸被透支，多年積攢的環境欠賬在當前集中顯現。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日益緊迫。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這傳遞出一個明確信息——綠色發展，既是新常態下的迫切需求也是新常態下的主動選擇。

　　近十年來，我國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道路上積極探索，“十一五”期間我國首次設立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十二五”期間已經從2項拓展為4項；從巴厘島到哥本哈根、德班、華沙到利馬歷屆氣候大會上，我國帶頭許下并切實履行綠色發展的莊嚴承諾。2013年我國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累計下降28.56%。2014年前三季度，我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6%，是“十二五”期間以來的最大降幅。

　　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是時代潮流，也是各國積極追求的目標。當前，全球圍繞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博弈更加激烈。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部分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開征碳稅并計劃實施碳關稅，綠色貿易壁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綠色經濟、低碳技術正在興起，不少發達國家大幅增加投入，支持節能環保、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等領域創新發展，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

　　新常態下的綠色發展，核心內容是構建綠色的經濟體系，即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體系，需要產業結構的調整，能源結構轉型，以及可持續消費方式的建立。

　　實現綠色發展僅僅依靠政府之力遠遠不夠，它要求舉全社會的力量，協同合作，才能達到預期目標。比如需要踐行綠色的生產方式，企業在承擔經濟責任的同時也積極履行環境責任、節約資源。再比如需要形成綠色的消費方式，每一個普通人要適度消費、注重節儉、綠色出行。

　　實施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有別于過去粗放發展，首當其沖的是要切實扭轉發展觀，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徹底放棄以GDP增速論英雄的政績觀。據“十二五”規劃和此前的中期評估，“十二五”前三年，我國能耗強度完成情況滯后于時間進度。在規定的6個約束性指標中，單位GDP能耗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前三年分別只完成五年總任務的54％和20％，與60％的要求有明顯差距。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和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未產生實質性變化、減排配套政策仍不完善。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確定“穩中求進”的主基調，正是傳遞出這樣的積極信息：寧可讓發展速度降下來，也要轉變發展方式，走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共贏的新道路，實現經濟發展從量到質的飛躍。換個角度來看，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本身也能為經濟發展帶來“綠色動力”。據預測，到2015年，中國的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將達到4.5萬億元，而環保產業占GDP的比重越高，單位GDP的能耗和整體資源環境消耗就越少，經濟結構就會更“綠”。

　　新常態下的綠色發展路徑，需要一整套生態文明制度和體系來保障。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這樣才能為樹立綠色政績觀作出堅實制度保障。2015年1月1日，史上最嚴環保法將施行，落實環保法各項基本原則的各項配套細則也將生效；大氣污染防治法正在修訂進程中；國務院首次就加強環境監管執法下文，強調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這樣的頂層設計和戰略統籌，正是為塑造一個系統完整、運轉高效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走好新常態下的新路徑，需要在新常態下有新作為。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全新時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使命重大，大幕也正剛剛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