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式啟動。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面臨的形勢，成為全國兩會期間的熱話題。

    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劉世錦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他表示，“去產能”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第一個重要關口，若能解決好供給側的產能過剩問題，中國經濟有望在明年上半年或探底成功，從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新的中高速增長平臺。針對去產能、處理僵尸企業等問題，劉世錦開出“藥方”，可以仿效碳排放交易方式，由中央制定一個總額，然后等比例分配到全國，并規定一定的時間表，同時允許進行配額交易。

    經濟結構轉型已經取得很大進展

    南都：經濟結構調整的改革說了很多年，我們現在又提出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是多年來結構調整的效果不盡如人意？

    劉世錦：結構轉型實際上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它并不是人為要求導致的結果，它是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關的。

    中國在過去六年時間里，經濟增長的速度是逐步回落的。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下滑。2009年我們實施了稱之為“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后，增長速度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回升，并在2010年的一季度達到一個高點。從那以后到現在的六年是一個下行的態勢。

    大家都關注經濟增速回落，實際上背后是經濟結構的變化。

    南都：經濟增速的回落，背后實際就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結構轉型其實已經取得成效？

    劉世錦：以往長時期內，我國經濟增長以投資拉動為主，更多的依靠外需、要素和低成本的勞動力投入來維系。在過去的幾年里，情況可以說是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我們服務業的比重已經超過50%了，投資的比重也在下降。去年第三、四季度的經濟增量中間，消費占的比重已經達到70%左右，出口去年是負增長。從勞動力來看，2012年開始，中國從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已經開始下降。

    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更多變成依靠消費、依靠服務業、依靠國內需求、依靠要素生產率提升�？梢哉f，我們的結構轉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當然，這個過程還要繼續，比如說我們要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特別是制造業轉型升級。

    南都：商務部的數據也顯示，消費對中國經濟2015的貢獻達到了66.4%，您怎么看這樣一個數字？

    劉世錦：目前的大環境下，消費比重的上升，并不一定說是消費這塊表現得更好，而是因為投資增速過去很高，現在降低了。消費包括服務業的增長都是相對比重上升。比較消費和服務業本身的增長就會發現，這個指標和前幾年來看，它的增速本身也是回落的。這是一個相對比重的變化。

    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幾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符合發展規律。一旦什么時候不再以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消費占的比重超過一半，甚至像西方發達國家消費的比重達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就大大放緩�？梢哉f，如果消費的比重上升到70%、80%，整個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是5%以下的，甚至是3%左右。

    南都：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也是與整個經濟結構轉型相適應的，并不是越高越好。

    劉世錦：中國還能保持一個中高速的增長，那就是投資的增長速度比過去要低一些，但還是比西方的發達國家相對要高一點。我們還有這樣的潛力，還能維持一段時間，比如十年左右的時間。

    中國經濟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或找到“底部”

    南都：中國人民銀行本月1日正式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自2015年10月24日以來四個月內首次降準，央行也首次用“穩健略偏寬松”來描述目前的貨幣政策，多次降準是否可以理解為是中國大規模強刺激經濟的先兆？

    劉世錦：中央從來沒有講過現在要搞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在經濟轉型期，特別是在現在面臨所謂的結構性通縮的情況下，保持貨幣政策適度寬松是可以的，但肯定不是一個所謂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因為即使采取所謂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也解決不了目前的問題。

    南都：您是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目前遇到的問題的？

    劉世錦：中國現在的所謂通縮問題，和西方有些國家出現的通縮，不是一回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特別是過去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這三個大的需求引擎拉動�；�礎設施占整個投資比重最高是在2000年左右，出口也由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長，變成去年的負增長，房地產過去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長，去年增速只有1%左右。

    所以我的判斷，導致高投資的三大因素已經遇到了“歷史需求峰值”，到了這個階段回落是完全正常的。房地產投資我預測今年或者明年年初某個時候能夠觸底。房地產觸底以后，整個高投資也就觸底了。此次回落不是周期性的變化，而是結構性的改變。

    南都：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時才呼之欲出？

    劉世錦：現在問題主要出在供給側，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產能過剩第一個導致的結果就是PPI（生產價格指數）連續47個月負增長；再一個就是工業企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盈利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并導致相關地區財政收入滑坡，金融風險加大。

    面對這種局面，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思路就是放松貨幣，包括你剛剛講的，能不能搞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擴大需求吸收這些產能。但實際上，中國這幾大需求已經觸到歷史需求峰值，再刺激需求，都不會有明顯效果。

    在產能嚴重過剩情況下，工業品價格壓在底部起不來，表現就是PPI負增長。這種情況下，需求側的擴張性政策解決不了通縮的問題、產能過剩的問題和企業效益下滑的問題。

    因此，只有采取另外的思路，就是去產能，而且是實質性、物理意義上的去產能，就是把它徹底關掉，這樣這些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價格才能逐步回升，通縮才能減輕。相應地，這些行業重點企業的盈利水平才能改善，帶動地方減輕財政金融壓力。

    經濟觸底能否成功關鍵看去產能

    南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頭一條就是去產能？

    劉世錦：為什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頭一條就是去產能，因為這件事是很緊迫，不能拖。中國經濟觸底實際上是雙重底部，一個需求的底部，就是我剛才講的需求側來看。再一個是供給側看，就是效益問題。

    中國經濟觸底將來主要看三個指標，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是投資增長速度，如果這個穩下來，基本上就是觸底了，從供給側主要看兩個指標，一個是PPI，PPI能不能基本上穩住，然后逐步由負轉正。再一個就是工業企業盈利水平。工業企業盈利增長速度，目前是負增長，是否能夠逐步穩定下來，然后由負轉正。

    如果我剛講的三個指標同時都出現了，基本上可以說中國經濟就觸底成功了。觸底能不能成功，關鍵取決于去產能。如果去產能在今后一段時間內能夠有實質性進展，特別是后兩個指標能有一些改變，中國經濟有很大的可能性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成功觸底，并且轉入一個中高速增長的平臺。

    所以我一直強調，對中國經濟不要太悲觀，其實現在已經非常接近底部了。應該說，中國經濟正處在困難和壓力比較大，但是也是最有希望看到轉型成功可能的這樣一個階段。

    南都：去產能涉及到地方政府以及企業的利益，還涉及到大量行業職工進退流轉問題，去產能意味著需要犧牲掉部分人的利益嗎？

    劉世錦：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講了五項任務，都是硬骨頭，沒有一件事是容易干的。去產能是目前首當其沖的一個硬骨頭。

    地方上也都承認產能太多，也知道去產能以后，供求關系會平衡。企業價格會回升，利潤也會上升。但是，不論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都是希望別人去減，自己不去減。如果大家都是這個想法的，最后都減不下來。

    另外，現在去產能的大部分都是國企，涉及的人的安置、銀行債務、資產重組等問題，都是難題。

    南都：既然去產能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觸底進入新平臺的關鍵性一步，怎么樣避免“能不去就不去”的情況發生？

    劉世錦：我提了一個方案，類似于碳排放權交易。國家可以定一個去產能的總額度，設定一個目標，按照目前現有的產能分布，把總額分解配額給各個地方。同時，配套一些去產能的獎勵政策，這種獎勵政策要和去產能數量掛鉤。這些配額分下去以后，配額可以交易，各個地方企業差別很大，一個地區內部企業差別也很大，就可以通過交易實現配額流轉。競爭力比較強的企業，有去產能的配額，自己可以不去，把配額賣給差的企業，差的企業除了減去自身配額的產能外，還可以減去交易而來的配額產能，同時得到一筆收入，可以調動去產能的積極性。

    這種方案和碳排放權交易的思路相似，實際上就是行政的辦法+市場的辦法（Cap& T rade）。總量由國家來確定，把它做成一種配額，分配到利益相關者手里，然后進行交易，交易以后達成資源優化配置。

    新的增長平臺預計能維持十年左右

    南都：您2009年以前就預測到中國經濟將會出現下行趨勢，為什么做出這個判斷？

    劉世錦：當時我們的判斷是，中國經濟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會下一個大的臺階，會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入一個中速增長。我六年前就講了，但那個時候很少有人認可，覺得中國高增長是理所當然的。即使到了現在，很多人還有不同看法，認為中國經濟還能有7%—8%的增速持續二三十年。

    當時我們做這個判斷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國際經驗，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他們都是經歷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人均G D P達到11000國際元的時候，無一例外出現了經濟下行。我們感覺到，這個背后一定是有規律的。

    事后來看，中國在2014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了11000國際元。在此以前，東南沿海地區，包括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在2012年、2013年左右就開始回落了，我們回頭進行測算，那些地區當時的人均G D P也就已經達到或者超過11000國際元，所以出現回落是符合規律的。

    當然，這還是一個現象分析。從經濟增長內部的結構變化來看，重要因素包括人口的變動，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在需求側，我特別強調歷史需求峰值的出現。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分析是有邏輯框架的。當然，我這幾年講中國經濟要下一個臺階，不是說機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分析這個事情是有框架邏輯的。在這個方面，經濟學理論還有很大一個空白。

    南都：為什么說是空白？

    劉世錦：過去的發展經濟學講經濟起飛問題比較多，起飛以后能夠持續多長時間，達到高點以后回落，什么時候開始回落，回落到什么程度，這些方面研究不夠，缺少成熟理論。我們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很鮮活的案例。東亞一些成功轉型的經濟體，也是很有意義的。

    南都：“十三五”末期中國要建成全面小康，采取各種去庫存、調結構的動作，主要是為了2020年完成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服務，還是有更長期的打算？

    劉世錦：如果我們成功觸底，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平臺，將有助于實現“十三五”末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這個平臺我估計能夠維持十年左右時間，十年以后如果正常的話還可能再下一個臺階，到那時很有可能就和美國、日本增長速度差不多。日本在過去60年時間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9%以上的增長速度，70年代初，日本達到人均收入水平11000國際元，就開始下臺階，下第一個臺階，到了七八十年代，平均增長速度就只有4%左右；而到了90年代，又下了一個臺階，降到了1%甚至0，目前就是在這樣一個水平上。

    過去60多年，日本基本上是下了兩次臺階，經歷了3個平臺。我認為中國將來的增長路線很可能和日本相似。日本70年代初開始回落的時候，日本政府不認可，也想把速度往高推，日本當時也是搞了一個寬松的財政政策，發了大量的國債，之后泡沫經濟，把房價推得很高，這些事情在中國都能看到影子。日本也在去產能，日本去產能也是經歷了一段時間，但總體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南都：您剛才也說，日本等國家的經驗已經擺在前面了，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還是要走到那些老路上去呢？

    劉世錦：對，你的問題問得很好。實際上，后發轉型經濟體，看起來是有規律的，我們之所以提出新常態，提出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實際上都是基于這種發展規律的。在轉型過程中間，政府的應對是有經驗和教訓的，有成功的東西，也有過不少錯誤。

    比如說，日本在經歷了20年9%以上的高速增長后，在上世紀70年代初進入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但日本政府仍把1973—1977年度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確定為9.4%，其實連一半也沒達到。

    韓國在90年代初速度已經下來了，李明博2007年競選總統的時候還試圖把增長速度恢復到7%，實際上差了很多。

    研究日本、韓國的經驗，都會發現政府在應對過程中，有許多經驗和教訓。我們現在作為一個后來者，能不能汲取這些經驗教訓，現在看來這個事情還不是那么容易。

    老的增長領域換個機制就是新增長點

    南都：現在調結構、去產能方面，推開一些國有企業的改革，石油、天然氣這些行業還是收得比較緊，對小微和民營經濟準入有些限制，這些限制對于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是不是比較不利？

    劉世錦：中國還是有潛力的，潛力的很大一塊并不一定是新的增長領域，老的增長領域也有很多低效率的問題，換個機制就是新增長點。

    比如說基礎產業服務業，行政性壟斷的問題有些方面還是比較突出，這是供給側改革不能回避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講了很長時間了。放開準入，鼓勵競爭，成本就能夠下來�，F在講降成本，最大的降成本就是在行政性壟斷的行業放開準入，成本就能夠有一個明顯的下降。

    比如最近講得比較多的電信行業，中國的電信行業是全世界最大、人數最多的市場，按道理應該是成本最低的，不過事實上卻不是這樣。關鍵就是缺少競爭。能不能放進去一兩家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增加市場的競爭性。為了爭奪市場，在資費問題上，你不讓它降，它自己也會降低。

    南都：老的增長點換了機制挖掘出潛力，新的增長點如果又能找到，去產能等供給側的結構改革如果也獲得突破，中國經濟是不是就能夠在下了一個臺階，進入新的增長平臺后，又上一個臺階？

    劉世錦：如果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能夠穩下來，中國經濟應該是一個L形，下來以后，沿著底部往前走，而不是一個V形或U形反轉。有人說探底成功了是不是又上去了，或者是一個大的反轉，重返高增長軌道，這是不可能的。“十三五”期間特別最近一兩年，要爭取能把這個平臺找出來。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速形態很可能是“大的L形+一些小的W形”。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注入新的增長動力和活力、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增長時期。我們對中國經濟前景還是很有信心的，當然前提是供給側改革要有一個大的實質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