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開啟了金融外交新常態，這對中國而言又究竟意味著什么?
坐享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多年被冠“第一大順差國”、“美債最大買家”稱號，中國靠著多年出口黃金期而實現了經濟騰飛。然而，投資回報低、外部環境變化使得出口模式無法持續。正當面臨“瓶頸期”時，“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以基建為主的對外投資戰略或將為中國開啟新時代。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相輔相成的�！粠б宦贰蔷V，舉一綱而萬目張，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投資、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與交流，推動該戰略實施首先需要考慮構建互聯互通的物質基礎;而亞投行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多邊機構，主要集中于亞洲基建，它不僅是對地區和世界多邊開發體系的有益補充，也是實施‘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必由途徑。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有機融合將直接關系到‘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二者也將拉開中國對外投資的新時代�！睆偷┬陆z路研究所所長王健對記者表示。
中國開啟對外投資新紀元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但其他地區紛紛黯然失色，因此這也令中國出口面臨挑戰。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王涵指出，“從海外經驗來看，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持有的儲備資產似乎總要經歷先增長后下降的過程。究其原因，這類經濟體在發展初期并沒有足夠的資本積累來實現對外投資，因此通過出賣廉價的勞動力來完成這個積累過程是必要的一步。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只能‘通過勞動力掙錢’，而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用資本掙錢’就逐漸變成順理成章的選擇。”
截至2014年，中國已擁有6.3萬億美元海外資產，凈資產達到1.8萬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凈資產國。然而，興業宏觀數據顯示，中國如此龐大的海外凈資產卻一直伴隨著“負收益”，這主要源自對外資產和負債結構的不匹配，即我們的對外資產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匯儲備，對外負債則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兩者的收益差導致我們在手握巨額凈資產的同時卻要向別人支付投資收益。
其實只要觀察亞洲各國數據便不難發現，日韓都存在外匯儲備在國際資產中先升后降，同時對外投資收益先低后高的變化�！皬倪@個角度來說，坐擁近4萬億美元外儲、1.8萬億美元對外凈資產的中國，應該具備類似結構調整的條件�！蓖鹾硎�。
既然當前條件具備，便只欠東風。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這兩大由中國牽頭的對外投資戰略可謂令中國“如沐春風”。
從經濟角度看，相關項目建設將直接或間接地拉動投資和經濟增長。新華社報道稱，據業內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目前，各地“一帶一路”擬建、在建基礎設施規模已經達到1.04萬億元�？紤]到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一般為2至4年，2015年國內“一帶一路”投資金額或在3000億至4000億元;海外項目(合計524億美元，每年約170億美元)基建投資中，假設1/3在國內，則2015年由“一帶一路”拉動的投資規模達4000億元左右。有研報則預測稱，考慮到基建乘數和GDP平減指數的影響，我們預計將拉動GDP增速0.2~0.3個百分點。
對于加速對外投資的倡議也存在一種擔憂，即中國是否會重新陷入當年由刺激政策引發的信貸泡沫?
“在當前的發展階段，投資顯然依舊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投資的效率是確保增長持續的核心�，F在之所以那么多人反對投資，可能是認為中國的投資太多了。其實，中國的投資率存在高估，這與地方政府計算GDP的方式有關�！睆偷┐髮W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正視沿線投資的風險與挑戰
在對外投資方面，當年美國的經驗雖然不乏可借鑒之處，但必須認識到的是，中國的對外投資新時代將是兼容并包、和平發展的，且必須正視沿線上的挑戰。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可供借鑒當時美國的經驗包括：執行兩個馬歇爾計劃和輸出產能。當時美國的具體操作包括通過《1948年對外援助法》，繼續推行世界經濟復興計劃;加強與愛好自由國家的合作，反對侵略威脅(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技術援助不發達地區。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大量援助。這消化了美國的產能，支持修復了歐洲和日本兩個產業轉移副中心，迎來了戰后長達20年的所謂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一舉奠定了市場經濟牢不可破的世界格局和演進路徑。
同時，邵宇也指出，由于“一帶一路”途經60多個國家，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存在差異，所以，如何真正地發展好與各國的關系，促進“一帶一路”的落實，則是目前擺在實踐層面上的首要問題。
例如，中國要如何處理地緣安全問題?盡管“一帶一路”是執行和平與發展使命，但由于途經中東、中亞等大國間博弈的敏感地，如何管控風險、避免沖突，并與周邊大國建立信任關系是首要任務。特別在地緣爭執的敏感地帶，例如南海區域，不斷考驗中國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能力和技巧。
PPP和中國香港離岸市場或成“資金池”
此外，這波對外投資以基建為主，鐵建投資更是主要項目，因此其投資的特點就是資金需求大、期限長，因此“開源”便是重中之重。
亞洲開發銀行此前曾預計，2010~2020年，亞洲各經濟體的基礎設施要想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內部基礎設施投資需要投入8萬億美元，融資需求和融資缺口巨大。
“解決軌道交通融資能力，除了資金以外，是體制機制，中國在走出去方面正在建設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銀行，光靠銀行貸款不可持續，重要的是找到財政可持續的替代方案，因此推動公私合營模式(PPP)就勢在必行�！敝袊鴩H工程咨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開孟在2015中國國際軌道交通發展高峰論壇主論壇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從去年開始，國家發改委便希望通過推動基建來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盤活現存資產，因為光靠債務置換無法解決全部問題。
不過，李開孟認為各界應該辯證看待PPP的功能�！癙PP成本會大于財政融資成本，也高于銀行貸款等一般融資成本，且PPP必須滿足社會資本的回報要求、要規避風險，因此要簽署各種協議，招標流程較為復雜，因此是交易成本比較高的方式，期限長達20~30年。”
不過，他也指出，中國的PPP是用于貫徹中國投融資深化改革的戰略，因此更應該以發展的眼光來對待。
除了PPP，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資金池”正是中國香港離岸市場。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兼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近日稱，香港地區理應把握中國內地發展的機遇，可以通過亞投行，在“一帶一路”戰略中，乃至在國際經濟及金融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國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亦擁有眾多的金融衍生品，及與人民幣有關的基礎建設融資、項目投資、風險管控、成熟的股權融資市場，這些都是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重要優勢。
香港銀行公會高級顧問陳鳳翔認為，“一帶一路”最少可分兩階段，基建是其一，即互聯互通;其二是貿易經商。在第一層面，香港地區已經是成熟的金融中心，可成為企業的融資和財資中心，但隱憂之一是香港地區如何參與亞投行，香港地區有必要清醒把握在“一帶一路”中的獨特角色。
盡管中國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人民幣回流渠道尚不完善，境外人民幣的投資和避險工具匱乏，造成境外人民幣資金淤積，使用效率低下。中國香港可以通過開發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避險和投資工具，使亞洲國家可以通過香港地區進行人民幣投資，增強亞洲國家持有人民幣的意愿，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無獨有偶，張軍也告訴本報記者：“中國要改變地方政府債務融資行為，當前靠的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今后需要大力推進市政債，亮出資產負債表，做到透明、自律，不斷豐富債券的品種，甚至于帶動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計價資產的投資需求，如去香港地區市場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地方政府債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