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之時，關于中國經濟的長期走勢，以及是否需要出臺緊急刺激政策以“穩增長”的爭議就會再次熱鬧起來，2009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亦是如此。

　　4月16日，統計局公布一季度GDP同比增長7.4%，增速創六個季度以來的新低。雖統計局解讀稱，經濟開局平穩，總體良好，但面對一季度日趨疲軟的各項經濟數據(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7.6%、工業增加值增8.7%、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12%)，以及3月份用電量和貨運量的同比增幅回落，人們對微觀層面經濟活力的擔心日益增加，更多刺激政策或將出臺再次成為市場的普遍預期。

　　繼4月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微刺激”政策組合拳之后，會不會真的還有更多的刺激政策等著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談談學界的一個爭議，那就是：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從200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下滑到底是經濟潛在增速下臺階還是外部環境作用下的周期性調整?經濟刺激政策應該更多著眼于長期還是更多著眼于短期?

　　關于這一點，主要的觀點分為兩派。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告別了8%以上的高速增長階段，增長速度的下滑實際上是一個新的探底過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正在下臺階，已經滑落到7.5%甚至7%以下。由此推斷，當前的下滑是一個長期的趨勢性下滑，是不可能通過任何政策的、人為的努力加以改變的，再多的“凱恩斯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只能是短期內緩解中國經濟的“陣痛”。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人均GDP剛過6000美元，連美國的20%都不到，后發優勢還非常明顯，中國經濟仍處于趕超階段。特別是與日本的發展經驗對比后認為，中國經濟8%的增長潛力還可以持續至少20年。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是另有原因的，下滑是短暫的，當前加大投資類的刺激政策幫助中國經濟渡過難關是十分必要的和正確的。

　　筆者以為，上述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轉型很重要，穩增長也很重要，要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關鍵是如何在兩種觀點中尋求平衡。

　　中國現在正面臨著人口、出口和樓市這三大紅利的逐漸消失，這些過去支撐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因素都在發生改變。與此同時，伴隨而來日益上升的三個高成本，即高政務成本、高金融成本和高土地成本，更有經濟結構性風險、周期性風險和制度性風險三大風險兵臨城下。用時下流行的話說，就是當前我國正處于“三期疊加”特殊期，“三期”是指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雖然困難重重，但中國經濟仍然有三大機會：第一個是我國有天量外匯儲備，從而恩賜于中國超強的抗風險能力;第二個是我國的城鎮化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特別是“人的城鎮化”將會帶來內需的持續增長;第三個則是改革的機遇，現實的情況將倒逼改革，由市場改革到政治改革都將極大釋放經濟活力，使得中國經濟有潛力邁向未來新的階段。

　　認清了中國經濟的“底子”，接下來就是要不斷“修煉”。一是要通過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來降低政務成本;二是要通過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允許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來降低金融成本，通過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來實現資金資源的有效配置;三是要通過完善土地產權、促進土地市場化流轉、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等方式降低土地成本;四是要通過文化和生態建設，降低中國經濟中的倫理成本，缺乏倫理支撐的市場經濟注定是跛腳的市場經濟。

　　在“修煉”期，我們要有目標、要有恒心、要有信心，政策的連續性不能被市場的波動所左右。在此期間，判斷一項經濟政策的好壞大致可以有三個標準：第一，看是否有利于促進中國的改革，以改革促增長是今后的大方向;第二，看是否有利于改革的穩定，比如要保民生、保就業，要有底線思維，保就業和阻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的預防性措施都是必要的;第三，看是否有利于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修煉”的大目標不可動搖。

　　《禮記•大學》中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眰�人修身如此，中國經濟想要“登頂”不也是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