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礦產資源國家，俄羅斯是銅、鎳、鉑族金屬和其它對建設低碳未來至關重要的礦產的主要生產國。尤其是動力電池需要的高純度鎳，俄羅斯是全球第一大生產國，僅俄羅斯諾瑞斯克（Norilsk）一家公司就占據全球電池級鎳市場15%以上的份額，是全球第一大電池級金屬鎳供應商。正是由于俄羅斯在電池級金屬鎳市場的強勢地位，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后，在市場供應、心理、金融、貿易等多重因素推動下，自去年以來金屬鎳期貨價格暴漲，3月10英國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鎳價一度沖破10萬美元/噸大關，達到歷史最高水平，LME被迫暫停鎳交易，并宣布部分交易無效。中國作為電池級金屬鎳的第一大消費國，鎳價暴漲肯定會對下游家電產業、新能源汽車產生一定影響，增大新能源漲價壓力。

此輪鎳價暴漲給我們提了一個醒，那就是：除了地緣政治沖突、突發事件可能影響市場外，未來隨著全球“碳中和”的推進，或將提升與新能源相關的礦產需求與爭奪，再加上國際資本利用自身優勢和規則對新能源相關礦產炒作和控制，我國或將面臨一定程度的價格和安全供應風險。因為“碳中和”的核心是能源低碳、清潔化發展。能源的低碳、清潔化離不開新能源產業和電動車的大力發展和應用，而后者需廣泛使用和發展清潔能源技術，建造大量的基礎設施和設備，如電動車、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電動車、耐高溫高壓材料等。這些設施和設備需要大量新能源礦產資源來支撐，例如，電動車電池和儲能需要鋰、鈷、鎳、錳、石墨等；風力發電渦輪和電動發動機需要稀土；電力傳輸需要銅和鋁等；太陽能板需要銅、硅、銀等�？梢灶A見，未來全球“碳中和”的推進將大大提升新能源礦產需求。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40年，鋰、鎳、石墨、鈷、稀土的需求量分別增長43倍、41倍、25倍、21倍、15倍；光伏主要原材料硅的需求量將超過460倍。

而在資源供給方面，與傳統油氣資源分布相對廣泛不同，全球新能源礦產資源儲量有限，生產和加工高度集中在澳大利亞、美國、中國、南非、俄羅斯等少數幾個國家。例如，全球鋰資源集中在玻利維亞、阿根廷和智利“鋰三角”地區，澳大利亞和智利兩國供給全球75%的鋰資源；鎳資源集中在印尼、菲律賓、俄羅斯等國，三國產量占全球50%以上；錳資源集中在南非、澳大利亞、加蓬、加納等4個國家，占全球約70%；剛果（金）鈷資源供應約占全球70%；巴西鈮資源供應約占全球95%。

正是由于多數新能源礦產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地理分布的極度不均衡性和高度集中性，再加上此類礦產資源對低碳清潔能源技術中的關鍵作用，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已經開始重新審查和評估其新能源礦產供應狀況，并制定相應的全球資源戰略。歐盟于2020年9月公布關鍵原材料目錄清單，將30種礦產列入該清單，擬定保障措施，加速健全礦產資源供應鏈。美國2022年2月22日發布了一份新的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50種關鍵礦物商品的新清單。其中，鋁（礬土）、鈷礦、鎳礦、錫礦等13種礦產與我國發布的戰略性礦產目錄清單重合。可以預見，未來全球圍繞新能源礦產的萃取、加工、精煉和應用的競爭和爭奪將愈演愈烈，由此驅動的政治博弈和地緣沖突也將加劇。

我國是礦產資源生產大國，礦產資源種類齊全，但供應結構性矛盾突出。部分新能源礦產供應能力嚴重短缺。尤其是制造電動車動力電池所消耗的鋰、鎳、鈷等礦產在全球明顯處于劣勢地位，長期依賴海外進口，對外依存度非常高，2020年分別達到79%、92%、97%。此外，我國緊缺的部分新能源礦產產量主要依靠從“親美”國家，或者是從剛果（金）、幾內亞、緬甸等政治、生產環境不穩定的國家進口，供應鏈極易受生產國貿易政策限制、地緣政治及政變等因素干擾而斷裂。再加上我國99%的新能源礦產運輸需經過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和南海（“兩峽一海”）運輸通道到達國內，比較單一，一旦戰爭或者其它突發因素阻斷運輸通道，半數以上的礦產品進口將受阻。第三，美歐等國已將我國視為資源爭奪的首要競爭對手，打擊我國海外礦產資源投資與進口的可能性在增加。例如，美國與澳大利亞、剛果（金）等10個國家組建礦業生產大聯盟，突出全球資源治理“圈子化”。而這些國家是我國主要的海外礦業投資地，美國極有可能通過政治施壓、軍事威懾、貿易壁壘、金融制裁等手段，打壓中資企業在上述國家的礦業投資，以達到削弱我國海外資源供應能力的目的。

基于上述考量，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確保糧食安全、能源礦產安全、重要基礎設施安全。這是如此高規格會議首次將礦產安全和能源安全并列，意味著礦產安全上升為國家戰略。確保礦產安全包含兩層目標：一是要確保礦產資源長期穩定供應；二是要確保礦產資源價格不“大起大落”，影響經濟發展和能源轉型。要想實現上述目標，確保我國新能源礦產資源安全，最重要的是要構建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礦產資源供應鏈。

一是結合我國“碳中和”目標、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規劃與礦產資源戰略布局，摸清新能源礦產在不同時間、不同階段的需求量、國內儲量、循環回收潛力及全球生產供應形勢和貿易格局，建立供應風險的定期監測、預測、預警機制，動態評估供應和價格風險。

二是不斷提高國內新能源礦產資源保障能力，加快建立二次資源回收利用管理體系，提升資源回收利用效率，將“資源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三是鼓勵多方開展新能源礦產供應風險評估和供應模擬平臺建設，評估疫情、戰亂、國際爭端等外部環境條件變化對新能源礦產供應的潛在影響，提前研究建立、完善資源戰略儲備體系，量化戰略儲備對象和需求，積極防范應對外部風險所帶來的沖擊。

四是加強與全球主要礦產資源供應國加強合作與交流，加大對國外資源直接投資力度，加強大型礦產資源基地建設，開拓多渠道供應源，緩解由供應高度集中帶來的不穩定性，降低某些生產國因國內或國際政治局勢動蕩帶來的供應短缺風險。同時，加強能源與資源的區域合作和全球治理，提高我國在新能源礦產中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