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發展機制（CDM）作為《京都議定書》框架下三種靈活減排機制中唯一連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機制，自2004年11月18日全球第一個CDM項目注冊成功至今短短四年時間內，得到了快速發展，CDM市場在全球迅速建立，并在碳市場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期內，我國CDM市場也在高速發展。隨著2009年1月2日我國CDM項目又一筆核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獲得聯合國CDM執行理事（Excutive Board, EB）正式簽發，我國CDM項目CERs的累計獲簽量已突破一億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保守估計，這些CERs可為我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活動帶來直接資金超過6.5億美元。同時通過CDM項目的實施可為企業引入先進管理理念和技術，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機構升級，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事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一)我國CDM市場發展現狀
自我國2005年正式加入CDM市場起，憑借巨大的溫室氣體減排市場及政府的正確引導與支持，我國CDM項目異軍突起，已注冊項目的預期年減排量、獲EB簽發的CERs數量和在EB成功注冊的CDM項目數分別在2006年3月、2008年1月和2009年1月超過印度，位居全球首位。我國在全球CDM市場已全面處于領先地位。截至2008年底，我國CDM項目的預期年減排量（1.3億tCO2e）達到全球的54%，CERs簽發（約1億tCO2e）占全球簽發總量的41%，我國指定國家主管機構（DNA）已批準CDM項目1797個，項目預期年減排量達3.67億tCO2e。由于我國CDM市場起步較晚，當前大部分項目尚處于申請EB注冊或剛獲得注冊階段，尚未進入申請CERs簽發階段。從當前我國CDM市場總體進展來看，今后我國CDM項目將逐步進入注冊和簽發的高峰期，在全球CDM市場份額有望進一步加大。
(二)CDM市場發展對我國的影響和促進作用
CDM作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機制，我國開展CDM項目，不僅幫助發達國家以較低的成本兌現其減排溫室氣體的國際承諾，同時也為我國企業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大量資金、引入了先進理念和技術，社會效益顯著。
一是為我國引入大量資金。CDM作為全球環境領域的合作機制之一，與全球保護臭氧層的蒙特利爾多邊基金（MLF）和全球環境基金（GEF）資金機制相比，其引資效果顯著。MLF是聯合國《蒙特利爾議定書》下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保護臭氧層活動的全球性基金，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贈款資助。我國自1991年開始獲得MLF資助以來的18年間，共獲得其贈款8億美元。GEF是為解決全球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土地荒漠化、國際水域、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經濟轉型國家的）保護臭氧層問題的全球性基金，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贈款資助，以實現全球環境效益。我國自1991年首個項目獲得批準至今，共獲得GEF贈金額7.3億美元。而根據EB公布CERs簽發數據保守估計，在過去三年多時間內我國通過CERs轉讓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已超過6.5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多數來自國外私營部門，不影響官方原有援助資金。目前我國在EB已注冊成功的項目如均能順利實施，預計每年通過CERs轉讓為我國帶來的直接收益將超過10億美元。這些資金為我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推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EB指出，截止到2008年10月24日，全球有近4200個項目處于不同開發階段，這些項目如均能順利實施，則截止到2012年底，這些項目將為發展中國家帶來超過200億美元的CERs轉讓收益。預計其中將有超過100億美元流入我國，這期間通過CDM項目活動間接撬動的資金將遠遠超過百億美元。
二是為我國引入先進理念和技術。聯合國對CDM項目開發、實施、監測等有科學、嚴格的管理規則，而我國CDM項目業主大多為中小企業，且相當一部分處于中西部偏遠地區，在CDM項目的開發、實施過程中，通過與EB、指定經營實體（DOE）和國際買家等國際機構和國外企業接觸、談判、合作等，這些企業開拓了視野，促進了其規范化、科學化和精細化管理，企業逐步做大、做強，走向國際提供良好機遇。同時，CDM還為我國一些企業引入了先進技術（包括設備和知識），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產業技術升級和低碳經濟的發展。
三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機構升級。由于CDM項目主要涉及節能改造、風電與水電等新能源開發、可再生能源利用和余熱余壓利用等，通過這些項目的實施可提高我國能源利用效率，促進我國積極發展優質能源，改變企業的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水平，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從而達到優化我國能源結構，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順利實施的目的。
謝 飛 孟祥明 馬卓坤
財政部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
文章發表于《中國財政》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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