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作為今后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主要來源，其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將面臨幾個不容忽視的難題。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和重工化發展階段，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對能源的高需求，必然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發達國家則早已走過了這個階段，兩者在同時間的減排影響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如果目前對發展中國家強制限排，必將以犧牲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為代價，對于發展中國家，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以中國為例，如果中國經濟保持年均9％增長，一次能源消費到2020年將達到55億噸標準煤，大概是2007年的2倍。如果按低經濟增長的年均7％，能源需求將達到45億噸標準煤。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即使按低經濟增長，城市化進程將推動能源需求，增加排放。

　　記者：面對減排的壓力，中國有哪些現實選擇？

　　林伯強：煤炭清潔利用在技術方面沒有障礙，但必須有行政和財稅的有力措施去推廣使用，關鍵是如何利用一個足夠的環境成本，比如稅收或補貼去鼓勵使用清潔技術，這些發達國家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但是，清潔煤技術卻無法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因為它比較貴，擁有技術的發達國家只惦記著到發展中國家賣清潔煤技術，而不問問自己，為什么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要買？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爭取能源和環境公平應當是減排的戰略要點。但是，這并不是說發展中國家可以完全依靠發達國家的幫助來減排。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進程中的能源效率和減排空間都很大。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最近的另一項研究結果說明：即使達到現有的核電及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發展規劃目標，中國2020年還會有72%的煤電，近11億的煤電裝機意味著僅電力就需要煤炭約27億噸。因此，2020年中國年煤炭消費達50億噸是可能的。

　　盡管中國以煤為主的電力結構長期無法改變，但是，不同的能源結構下，煤炭需求的差異顯著；因此，政策是有為的。增加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優化能源結構，可以有效減少煤炭的需求。就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來說，如果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無約束發展，2020年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將占到72%；如果以可再生能源規劃和戰略為約束條件，到2020年，煤炭的比例可以降到能源消費結構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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