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帶來的市場風險應由項目的發起人和確定人承擔。若該項目由私人機構發起則這部分市場風險由項目公司承擔；若該項目由政府發展計劃確定，則政府主要負責。而工程超支風險則應由項目公司做出一定預期，在BOT項目合同簽訂時便有備無患。
技術風險的規避。技術風險是由于項目公司在與承包商進行工程分包時約束不嚴或監督不力造成的，所以項目公司應完全承擔責任。對于工程延期和工程缺陷應在分包合同中做出規定，與承包商的經濟利益掛鉤。項目公司還應在工程費用以外留下一部分維修保證金或施工后質量保證金，以便順利解決工程缺陷問題。對于影響整個工程進度和關系整體質量的控制工程，項目公司還應進行較頻繁的期間監督。
融資風險的規避。工程融資是BOT項目的貫穿始終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個過程全部由項目公司為主體進行操作，風險也完全由項目公司承擔。融資技巧對項目費用大小影響極大。首先，工程過程中分步投入的資金應分步融入，否則大大增加融資成本。其次，在約定產品價格時應預期利率和通脹的波動對成本的影響。若是從國外引入外資的BOT項目，應考慮貨幣兌換問題和匯率的預期。 不可抵抗外力風險的分擔。這種風險具有不可預測性和損失額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是毀滅性損失。而政府和私人機構都無能為力。對此可以依靠保險公司承擔部分風險。這必然會增大工程費用，對于大型BOT項目往往還需要多家保險公司進行分保。在項目合同中政府和項目公司還應約定該風險的分擔方法。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可以分擔BOT項目中的不可抵抗外力的風險，保證貨幣兌換，或承擔匯率風險，其他風險皆由項目公司承擔。
西方國家的BOT項目具有兩個特別的趨勢值得中國發展BOT項目借鑒。其一是大力采用國內融資方式，其優點之一便是徹底回避了政府風險和當代浮動匯率下尤為突出的匯率風險。另一個趨勢是政府承擔的風險愈來愈少。這當然有賴于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經濟法規的健全。從這個意義上講，推廣BOT的途徑，不是依靠政府的承諾，而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強法制建設。
BOT的現狀和發展方向
近幾十年來，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BOT受到普遍的青睞，并被當作一種各國通用的模式廣泛地用于大型項目，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BOT不負重望，向世人展示了它良好的績效。我國也早已運用BOT模式建成了廣東省沙角B電廠，現階段正準備將BOT試點推廣到全國。在我國BOT大發展的局面到來之前，借鑒各國不同的BOT形式的經驗和教訓，構造適合我國的BOT模式，并確立正確的發展方向，已成為當務之急。
BOT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實踐
發達的市場體系和健全的法制體系與BOT作用的發揮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各類經濟法規健全，政策透明度高，市場競爭有效而高效，為BOT的發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所以，BOT在發達國家運作比較規范，政府對BOT的管理方式也比較成熟。但是發達國家對BOT的管理方式也不盡相同。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建立對國內所有BOT項目都適用的通用法規的管理模式，另一種是針對每一個BOT項目的具體情況定立單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協議的管理模式。 香港采用了后一種模式，即單項立法模式。例如，香港政府為了保證全港電力供應，與5家電力公司簽訂了管制計劃協議，經香港立法局批準生效，協議的主要內容是：項目公司必須以合理的價格為社會提供足夠的電力供應，且以此為前提，私人資本得到合理的利潤。這個合理的利潤率定為13.5％的凈資產回報率。若某段時間項目公司利潤高于該指標，則多出部分作為“發展基金”彌補經營不善時的虧損。項目總投資額與電價必須由政府批準。同時政府監督項目的經營。公司要向政府每年提供一份考核報告。每5年提交一份財務報告。重大投資必須經政府批準。必要時政府有權收回該項目。
澳大利亞政府則選擇了通用法規模式。其BOT項目由政府的5年發展計劃確定，而BOT項目公司則經過招標方式選擇，一切步驟皆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澳大利亞的管理模式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政府有對項目公司規定明確的回報率，而收費標準則與現行的同類收費標準相銜接。若實行運行中的回報率高于談判時的預期，高出部分政府要分享。但政府承擔政府易于控制的一部分風險。如悉尼過海隧道的建設，交通量的風險由政府承擔。上一頁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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