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行動面臨新的轉折。2012年底多哈氣候大會在落實《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同時，結束巴厘路線圖“雙軌”談判進程，開啟德班平臺“單軌”談判。2013年底華沙氣候大會又要求所有締約方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通報各自國內準備實現的減排貢獻。2014年將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領導人峰會，以促進2015年最終就2020年后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加強減排力度的國際制度框架達成協議，同時也將促進各國2020年前加強減排力度的行動安排。IPCC最新評估報告進一步強化了當前氣候變化主要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科學結論，提出了實現控制溫升2℃目標全球碳排放到2020年左右需達峰值，2030年比2010年下降15%～40%。按照目前的趨勢，2030年將比2010年增加約30%。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面臨日益緊迫的形勢。
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也受到日益強化的資源和環境制約，中共十八大開啟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新局面。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部署，將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這將充分發揮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與減排CO2的協同效應，有力地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2013年1月京津冀地區長時間嚴重霧霾天氣，更加引起政府和社會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高度關注。霧霾的成因和PM2.5的來源盡管比較復雜，但該地區煤炭消費和汽車尾氣排放無疑是首要原因。因此，當前沿海地區開始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和機動車數量，這既是改善大氣質量的重要舉措，同時也將促進CO2減排，向低碳發展轉型。東部沿海大部分地區有望在2015年前后煤炭消費量陸續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這將促使東部地區CO2排放在2020年之前即有可能在全國率先達到峰值，為全國CO2排放達到峰值奠定基礎。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低碳發展的潮流下，世界范圍內能源體系正在發生重大變革，大國的能源戰略也出現新的動向。其一是更加注重節能和提高能效。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發達國家把節能視為與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當前又進一步把節能放在比開發更為優先的地位，將其視為“第一大能源”。近年來，主要發達國家能源消費量均已趨于穩定或呈下降趨勢，而其經濟仍有緩慢增長�！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中附件Ⅱ國家在2005～2011年，GDP增長了5.3%，而其能源消費量卻下降了6.6%，實現了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增長的完全脫鉤。主要發達國家均制定了工業、交通、建筑領域的節能和能效目標，如歐盟已制定了到2020年節能20%的目標。其二是加速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應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達19%，遠高于全球能源總消費量2.0%的增速。2012年與2007年相比，OECD國家能源總消費量減少4.1%，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分別減少12.5%和9.0%，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則分別增長2.8%和92%。歐盟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比重從2005年的8.5%增長到2020年20%、2030年約30%的目標。英、法、德等歐盟主要成員國都制定了2050年電力8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將面臨快速發展的新局面。其三是常規和非常規天然氣開發和利用的快速增長。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氣是比煤炭、石油更為清潔、高效和低碳的能源，產生單位熱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氣替代煤炭也是促進能源結構低碳化的重要選擇。特別是美國在頁巖氣開發技術方面取得突破，2012年與2007年比較，天然氣產量增長24.9%，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也由25%升到30%，相應煤炭消費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下降11.2%，能源消費總量下降6.9%，而CO2排放總量下降11.2%。一方面，頁巖氣技術的突破使美國得以制定450gCO2/kWh的新建電站排放標準，使得燃煤電站不僅不會再新建，而且已有電站也將逐漸被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所取代，從而對美國實現2020年比2005年減排17%的目標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美國頁巖氣產量快速增加使美國石油進口量下降，2012年比2007年下降35.2%，對美國實施能源獨立政策、保障能源供給安全將發揮重要作用。
當前世界范圍內已出現由以化石能源為支撐的高碳能源體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低碳能源體系過渡的重大變革趨向，并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的重大變革。我國必須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努力實現以低碳為特征的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實現發展轉型，才能從根本上在全球低碳發展競爭中占據優勢，在國際談判中占據主動和引導地位。
推進能源體系變革，我國比發達國家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發達國家能源總需求量已趨于飽和，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替代原有化石能源，使能源結構得以迅速優化，CO2排放呈現下降趨勢。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能源總需求量將持續增加，未來二三十年內能源需求量仍將比2010年增長一倍左右，其后才有可能趨于飽和。在當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數較小的情況下，盡管發展迅速，但仍不能滿足新增長的能源需求，化石能源消費仍會持續增長，能源結構的改善也會相對緩慢，而CO2排放仍會持續增長。只有當非化石能源新增供應量能夠滿足新增能源需求量時，CO2排放才能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我國只有加大能源變革的力度，才能使CO2排放峰值時間盡可能地早于能源消費峰值時間，從而實現低碳轉型的跨越式發展。
我國當前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費較快增長的趨勢，已使國內資源保障和環境污染的承受力幾近極限。2012年煤炭產量達36.5億噸，超過科學產能供應能力將近一倍，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采空區土地塌陷、地下水資源破壞、大氣和土壤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當前我國煤炭消費量已占世界的45%，2005～2012年新增煤炭消費量占世界增量的66%，2012年煤炭凈進口2.7億噸，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進口國。2012年石油進口比例達58%，超過美國石油凈進口48%的比例，天然氣進口比例也達29.5%，2005～2012年新增石油消費占世界的增量的63%，能源安全保障面臨新的挑戰。我國2012年能源消費量占世界的20.3%，而GDP總量只占世界的11.5%，節約能源、提高單位能源消費的產出效益仍有較大空間。因此，需要確立積極的CO2減排目標和CO2排放峰值目標，作為控制化石能源消費、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能源利用產出效益的綜合目標和關鍵抓手，形成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倒逼”機制，這樣不僅可有效降低SO2、NOX、PM2.5等常規污染物的排放，從根本上減少環境污染的來源，緩解國內資源緊缺和環境污染的嚴峻局面，而且將有力地推動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實施。
我國當前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鋼鐵、水泥、焦炭、煉鋁等高耗能產品的產量在2020年前后即將陸續達到峰值，并開始呈下降趨勢，產業結構調整將會加速，有利于促進單位GDP能源強度較大幅度地下降。我國當前工業部門能耗占全國總能耗的70%，2020～2025年工業部門的終端能源消費和CO2排放將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從而為全國CO2排放總量達到峰值創造條件。屆時城鎮化速度已趨緩，隨著城鎮化的完善，交通領域和建筑領域的能源消費雖仍會有緩慢增長，但相關研究表明，在城鎮化過程中加強統籌規劃和政策引導，同時在建筑領域通過提高能效、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交通領域通過提高燃油經濟性、發展電動汽車及生物燃料等措施，到2030年左右建筑和交通領域的CO2排放增長將放緩并逐漸趨于穩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應量的增加可基本滿足其對能源需求的增長。因此，到2030年前后，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基本完成，GDP增速放緩，大規�；A設施建設基本完成，經濟發展可趨于內涵式增長。在當前和今后采取大力度低碳發展政策和措施的情景下，全國CO2排放有可能達到峰值，峰值排放量有可能控制在110億噸CO2左右。2010～2030年CO2排放將增長約50%，1990～2010年CO2排放則增長了210%。未來向低碳發展轉型面臨艱巨任務。當前制定積極、緊迫、經努力可實現的CO2排放峰值目標，有利于加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能源體系變革，適應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行動的進程。
實現積極緊迫的CO2減排目標和峰值目標，走低碳發展路徑，既需要有強有力的政策導向和實施機制，也需要企業、公眾等全社會的自覺參與和行動。當前要結合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在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和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的過程中，突出減排CO2的協同效應和對低碳發展的政策導向。要進一步加強各級政府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十三五”期間在繼續實施單位GDP能源強度和CO2強度下降約束性目標同時，應進一步實施CO2排放總量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目標。在積極推進CO2排放配額交易試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的建設，以市場化手段推進CO2減排目標的實現。當前要進一步完善促進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等政策體系，改革和完善能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以及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加強能源市場機制改革，建立公正、公平的市場秩序。城鎮化進程中要避免沿襲發達國家城市建設的高碳基礎設施和高碳奢侈性消費的傳統發展模式，要努力構建低碳型的城市布局、基礎設施、生活方式和消費導向，引導社會公眾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轉變。城鎮化進程中要統籌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布局，東部地區資源密集型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要伴隨產業的技術升級和資源的高效與循環利用，中西部地區要探索和實現比東部地區更為綠色低碳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路徑。城鎮化進程中要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的低碳化布局，新農村社區建設要重視節能環保，要盡量為農村提供優質能源服務。當前全國42個低碳發展試點城市在指導思想和措施、CO2減排目標以及試點以來GDP的CO2強度年下降幅度方面，基本上都優于其他同類地區，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的轉變是其關鍵因素。
本書就當前低碳發展面臨的熱點問題，如霧霾治理的協同效應、全球能源變革及美國頁巖氣革命、節能和新能源融資、低碳城市建設試點以及企業節能減排行動案例等，進行了較為翔實的資料總結和系統分析，以期與社會各界交流探討，共同推進我國低碳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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