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引發的。我國的人口規模、勞動人口規模、流動人口規模在未來20年還將持續增長，與此同時，還將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我國的城市化率還將不斷提高。人口的增長與城市化率的提高，會造成資源與環境的沖突加劇，使資源需求壓力不斷增加，環境污染進一步惡化，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生活和生產垃圾增加、噪音污染加劇、汽車尾氣造成的空氣污染更加嚴重。為了應對這些情況，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進行應對和治理，這將帶來節能環保市場的大發展。

　　第四，是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的。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比重較高，這些往往是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集中的領域，隨著國家對能源總量控制、能效標準提高、環境保護力度加強，這些重化工業企業必然會采取措施開展節能減排，而大量的節能減排工作需要專業的市場化運作的企業來承擔。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比較大的依賴出口拉動，隨著國際競爭的日益激烈，一方面國際市場對綠色環保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通過綠色壁壘對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進行限制，迫使國內的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更加注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這也客觀上促進了對節能環保產品和服務的需求。

　　第五，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帶來的。過去，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一種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依靠對資源的高消耗和掠奪式利用來發展經濟，造成了能源等資源的嚴重浪費，也造成了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我國政府從“九五”期間就開始推進經濟增長從粗放式向集約式轉變，通過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工藝和產品，提高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帶來企業污染治理設施、清潔生產技術、節能降耗設備等方面的大量需求。

　　第六，是區域經濟發展驅動的。我國實施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的工業化帶來能源的過度消耗、大氣和水體的污染，經濟落后地區過度依賴資源，導致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經濟的發展都是不可持續的，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目標約束下，經濟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都應努力防止新的過度消耗資源和環境污染，同時要積極補償環境治理的歷史欠賬，無論是源頭防治，還是末端治理，都會直接產生節能環保的客觀需求。

　　從需求角度的入手，我們可以發現，節能環保產業存在著三種不同類型的市場，市場的結構和特征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第一類是服務于公共部門的節能環保產業，典型的包括公共設施的節能、生活污水處理、大氣治理、生活垃圾的處置等等。這一市場的終極需求來源于公眾對環境的質量要求，公眾通過投票并支付稅金，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但是對實際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而言，它所直接面對的客戶是政府，而并不是最終的消費者。由于短期內無法避免的地方保護主義，供應方難以跨區域與本地供應商爭奪市場。在一個既定的區域內，這一市場體現出來的是一個典型的買方壟斷市場。從利益鏈的一端來看，政府與公眾之間存在著委托代理和博弈關系，會出現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問題，但是從節能環保產品和服務的實際提供者來看，它并不需要面對最終的消費者來討價還價，而是直接與政府談判。壟斷買方的市場結構決定了政府在與企業談判的過程中處于完全主導的地位，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決策和經營行為。

　　第二類是服務于個人和家庭部門的節能環保產業，典型企業包括節能空調、節能冰箱等節能的家用電器生產和銷售企業，提供飲用水凈化、室內空氣治理、防止輻射和噪音的服務性企業等等。這一類市場是直接滿足消費者的最終需求，本質上與正常的產品和服務市場沒有太大區別，市場結構是趨于完全競爭的。

　　第三類是作為生產性服務的節能環保產業，典型的包括為大型企事業單位進行節能改造、工業廢水處理、脫硫脫硝、廢棄物處置等等。對企業而言，其主要任務是為其他部門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節能環保通常不是企業本身主動的需求，而是由于企業在生產和經營活動中，產生了過度的消耗能源或對環境的破壞，這對社會整體而言具有負的外部性，通過立法或政府的強制措施，企業需要消除這種影響，于是就產生了節能環保的需要，它本質上是一種引致需求或中間需求。多數的高耗能和污染環境的企業是比較大型的生產制造型企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國有企業。能夠直接為這些企業提供節能環保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往往需要有較強的整合和集成能力，能夠對處于產業鏈上游的供應商具有一定的影響或控制力。（文／碧海潮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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