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美國和中國相繼推出了各自的控制碳排放計劃，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美國2020年比2005年減排17%的目標；在今年9月的國際峰會上，胡錦濤主席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是到2020年，控制碳排放總量增長，使得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假定這15年的GDP復合年增長率是7.5%，按照這一減排要求202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是2005年的1.6-1.8倍)；第二步是到2030年實現碳排放絕對總量的減排。

　　對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治家們來說，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是一個必須取得某種一致的峰會，任何失敗對很多西方經濟體來說都將導致政府更迭。隨著美國和中國控制碳排放目標的出臺，各國可能將為具體減排量進行一番討價還價。那么如果實施減排政策到底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多大的影響呢？

　　控制排放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能主要表現的三個方面，一是對新能源和節能技術板塊的拉動作用，在短期內推動可替代能源相關行業和產品的發展，增加資本支出；二是通過碳排放稅和傳統化石能源價格的上升來影響居民和企業的生產生活習慣，但是這些價格的上升將負面影響居民實際收入，降低經濟需求總量；三是未來十年內初次能源使用結構的變化，天然氣占比可能將明顯上升。

　　減排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無疑是有增有減，那么凈的結果如何？

　　包括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在內的美國部分機構使用不同的模型對美國眾院版本清潔能源和安全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進行了估計，機構普遍的估計是實施減排政策將負面影響中長期的經濟增長，當然在減排的初期這一影響比較輕微—CBO估計實施眾議院版減排政策后2020年的實際GDP將比基礎情形下降0.25%-0.75%，2050年美國實際GDP將比基礎情形低1.0%-3.5%（這一估計忽略了不減排情形下中長期氣候變化可能對未來全球產出的負面影響）。有少數機構估計在減排實施的初期，減排政策對經濟有輕微的正向拉動作用。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尚無機構能對減排政策的影響進行定量的分析和檢驗，從定性上來看減排政策實施初期或許由于企業資本支出的增加對經濟正向拉動作用將強于對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的拉動作用，但是對整體經濟增長拉動幅度應該也相對有限。碳減排政策的實施對整體經濟更多的可能起到一個減震器的作用—減緩不實施減排政策下極端天氣狀況對實體經濟產生大的擾動。